陈修斋（1921—1993），字哲民，祖籍浙江东阳（现浙江磐安）。1941年秋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1945年夏毕业，获学士学位，应贺麟先生聘请，赴昆明到贺麟主持的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工作，任研究编译员。1946年随编译会到北平工作。1949年，至澳门37000Cm威尼斯哲学系任讲师。1952年10月因“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讲师。1957年夏，应澳门37000Cm威尼斯校长李达邀请，重返澳门37000Cm威尼斯哲学系工作。1978年晋升副教授，1980年晋升教授，1986年任西方哲学博士生导师。曾担任澳门37000Cm威尼斯校务委员会委员、澳门37000Cm威尼斯学术委员会委员、澳门37000Cm威尼斯民盟副主任、湖北省社联委员、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等职。其学术著作主要有《哲学史简编》（与洪谦、任华、汪子嵩、张世英、朱伯崑合著）、《欧洲哲学史稿》（陈修斋、杨祖陶编）、《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主编）、《莱布尼茨》（陈修斋、段德智著）和《哲学史方法论研究》（陈修斋、萧箑父主编）。其译著主要有《人类理智新论》《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新系统及其说明》《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等。

▲1945年夏陈修斋摄于重庆

白云升处有人家

——记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陈修斋

段德智

生死的辩证法非常吊诡：有人名生而实死，有人却虽死而不朽。陈修斋就是一位虽死而不朽的学者。作为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虽离开我们已20多年，但他的学术成就至今不仅依然熠熠生辉，而且愈加光彩夺目，他的哲学风骨至今不仅依然弥足珍贵，而且更显伟岸挺拔。他卓尔不群的哲学智慧和哲学人格无不给人以“高山仰止”的感觉，是他留给后世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从“哲民”到“哲学大家”

陈修斋于1921年3月7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其祖籍浙江省磐安县尚湖镇，祖上历代务农。1922年，他随母亲回磐安尚湖老家（时属东阳县玉山区）。1926年，他开始在当地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928年，入当地尚湖乡村小学、志成小学读书。期间曾参加全省会考，获第一名。在志诚小学读书时，有一位叫陈茂勋的老师非常喜欢他，专门给他起了一个“字”叫“哲民”。陈修斋后来回忆说，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朦胧地觉得有这么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从而“莫名其妙地对它有一种深深的向往”。后来，他虽然从未曾正式用过“哲民”这个“字”，但心中却始终记得他姓“陈”名“修斋”字“哲民”，仿佛他与哲学应该就有“某种联系”似的。

1941年秋，陈修斋于稽山中学高中部毕业后，曾先后参加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澳门37000Cm威尼斯、浙江大学四校联合招生考试，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与厦门大学联合招生考试以及中央政治学校招生考试，由于成绩优秀，均被录取。但由于当时唯有位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实行全部公费，且毕业后由学校分配工作，为父亲所劝，他最后入外交系学习。

刚入校时，陈修斋对学校的军事管理和训导制度很反感，对学校开设的课程也不怎么感兴趣。但第二学期，贺麟先生开设的“哲学概论”课深深吸引了他，并最终将他引上了哲学道路。陈修斋后来曾深情地回忆当时的场景：“听了贺先生的课，我不知怎么就着了迷，并从此迷上了哲学。”“从听贺先生讲课中，我领悟到哲学主要不只是为学到一些知识，而是要懂得关于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以求得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一门哲学课就能改变一个学生的人生轨迹，由此足见贺麟的哲学功力，也足见陈修斋当时是心有灵犀。也许正是在这种合力作用下，陈修斋得以逐渐完成从“哲民”向“哲学大家”的华丽转身。

▲ 1986年10月陈修斋（右）在北京与贺麟先生合影

1945年夏，陈修斋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拒绝接受派遣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工作，而是应贺麟先生之邀，赴昆明到其主持的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工作。1946年夏，他随编译会从昆明到北京工作。1949年，编译会撤销后，陈修斋经人介绍到澳门37000Cm威尼斯哲学系工作，讲授“哲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课程；三年后，又因“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

▲1947年夏陈修斋与家人在北京合影

尽管工作调动频繁，陈修斋坚持潜心向学，为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建不懈奋斗，并做出了重要贡献。1957年3月，他与人合著的《哲学史简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作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哲学史教材，堪称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陈修斋还积极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套西方哲学原著资料多卷本《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读》的翻译工作：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卷中，参加了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部分的选译和审校工作；在《中世纪哲学》卷中，参加了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阿尔加扎里、阿威洛伊、萨阿迪亚、阿维斯布朗和迈蒙尼德部分的审校工作；在《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卷中，参加了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部分的翻译和审校工作；在《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卷中，参加了孟德斯鸠、拉美特里和狄德罗的翻译和审校工作。尽管有不少优秀学者参与了这一重大学术工程，并作出了杰出贡献，但就参与的广泛性而言，陈修斋作为上述四卷的重要翻译者乃至主要翻译者，无人能出其右。

20世纪60年代初，经中宣部允准，陈修斋被借调去北京，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名义，独立负责组织、翻译、校选、编辑《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20辑（300多万字），于1964—1965年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该丛书是新中国第一套大型现当代西方哲学代表著作译丛，是我国学者当时了解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窗口。

▲ 陈修斋独立负责组织翻译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20辑

除此之外，作为新中国西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史学科奠基人，陈修斋还做出了以下重要贡献：

他与杨祖陶先生经过10多年努力合著而成的《欧洲哲学史稿》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该书出版后，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西方哲学史教材之一，一版再版，1988年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优秀教材一等奖。

作为全国欧洲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领域的学术召集人和带头人，陈修斋所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于1986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哲学动态》等杂志刊文高度评价该著“是我国哲学界研究这一领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是近年来西哲史专题研究中较为难得的一部书”。1995年，该著作获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3年，该著作被列入《澳门37000Cm威尼斯百年名典》丛书，由澳门37000Cm威尼斯出版社出版发行。

▲陈修斋主编翻译的部分著作

陈修斋不仅是新中国唯理论与经验论断代史研究的奠基人，也是新中国莱布尼茨研究的奠基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就翻译了《新系统及其说明》和《人类理智新论》“序”，之后，他又相继校译了《单子论》，译出了《人类理智新论》（两卷本）和《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而且还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莱布尼茨》（陈修斋、段德智著）。《莱布尼茨》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阐释莱布尼茨思想的学术专著。该著作出版后，受到普遍好评，1998年荣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他的莱布尼茨翻译和研究成就在国际莱布尼茨学界也享有盛誉。

二、“真的爱智”与“哲学卫士”

如果说陈修斋的哲学成就令人尊重的话，他的哲学人格或风骨则令人敬重。其哲学人格或风骨根源于他对哲学智慧的挚爱。当年从中央政治学校毕业时，因为“爱智”，陈修斋甘心放弃当外交官这一常人心目中“诱人的职业”，而到哲学编译室这种“清水衙门”“坐冷板凳”，后来他也正因为“真的爱智”而成了一位勇敢的“哲学卫士”。

当人们谈及陈修斋时，很容易想到的是他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所参与的那场要不要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以及如何正确评价唯心主义哲学的争论。在那个“左”倾教条主义肆虐、推行以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只要批判，不许辩护”的年代，陈修斋面对“围攻”和“理论权威”，毫不退缩，直抒己见，捍卫了哲学的尊严。早在1956年春天，他就与贺麟先生一起在《哲学研究》发表署名文章《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随后又在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作了关于对唯心主义哲学估价问题的发言，而且还在会后应《哲学研究》编辑部之约写出了《关于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

我国著名的希腊哲学专家汪子嵩先生曾极其敬重地提及陈修斋：“应该承认，在有这点觉悟上，修斋比我至少要早十几年。从提出‘百家争鸣’时起，他就敢于陈述自己的见解，即使在遭受围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为自己的意见申辩；虽然因此带来厄运，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北京大学教授王太庆先生也同样表达对陈修斋的敬重之意：“修斋兄的爱智思想见之于行动，这说明他是真的爱智者，真的哲学家，不是假冒的。我当时虽然怀有同样的看法，也想说出来，却没有像他那样义正词严侃侃而谈地发言，只能说明我对智慧爱得不如他那样深，我没有他那样正直。”

如果说陈修斋“独立自由”的哲学人格在其身处逆境时的体现，更多的是他不畏强暴、挺身而出、勇敢捍卫哲学真理神圣尊严的道义行为，是他的“铁肩担道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浩然正气，那么在其身处顺境时则更多体现在他荣辱不惊、唯真理是从、不随波跟风、丝毫不为名利所动。

与陈修斋共事多年的中国哲学史专家萧萐父先生曾经谈到过两个典型例证。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当萧萐父片面强调哲学史研究必须重视逻辑方法、必须把握哲学的自我运动的观点时，陈修斋当即指出，概念不能自我运动，概念的逻辑发展只能依存于社会的历史发展。萧萐父先生回忆说：“他发言时柔中有刚的神情，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心中一怔，感到修斋在学术上严肃不苟，有分寸感，确乎值得学习。”另一个例子是：文革后，我国哲学界有一部分人在批判极左思潮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根本否认“哲学基本问题”，片面鼓吹历史唯心主义。萧萐父在同陈修斋谈到这个问题时，陈修斋义正辞严地批评了这样一种理论倾向。他说：“我的一贯观点只是主张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如对唯物主义、二元论哲学等一样，都应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而并不同于现在某些专为唯心主义翻案或夸大唯心主义作用的过激观点。”听到陈修斋的这样一番话后，萧萐父“又一次心中一怔，感到择善固执，不随风倒，这才是修斋的真正品格”。

然而，陈修斋之所以能够超凡脱俗，在两条战线作战，既反“左”又反右，根本在于他始终挚爱哲学智慧，始终注重从“元哲学”的高度来审视具体的哲学问题和哲学史问题，从而始终能够“执两用中”。汪子嵩先生曾经非常中肯地指出：“修斋是一位哲学史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陈修斋不仅注重从“史的角度”或“纵的方面”来研究哲学史，而且还注重从“论的角度”或“横的方面”来研究哲学史。例如，陈修斋不是仅就单子论来研究单子论，而还进一步从“自由与必然”的高度，从人的“个体性”、“主体性”和人的“自由”的高度来研究单子论。第二条理由是陈修斋非常注重从元哲学高度来审视重大现实问题，如陈修斋于1988年在《澳门37000Cm威尼斯学报》上发表的《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提出和论证的著名的“哲学无定论”观点，对于人们“摆脱心灵的桎梏，解放思想，开拓心胸，提高精神境界”就有振聋发聩的效能。对此，汪子嵩先生慨叹：只有持“哲学无定论”立场的哲学家，“才能不断地改革进取，思想上永无止境；也只有这样的哲学家，才有可能在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位置。这是修斋的理想，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吗？”

三、“我的本事就这一条”

陈修斋一生不仅潜心科研，而且还非常注重教学，始终将教书育人视为自己的天职。

1968—1978年间，澳门37000Cm威尼斯哲学系迁至襄阳隆中，当时主政的工宣队中有位师傅曾经好奇地询问陈修斋，问他究竟有什么本事。陈修斋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的本事就这一条：如果开设一门课程，你让我讲两年，我能够讲。你让我讲一个学期，我能够讲。即使你让我讲一个星期，我也能够讲。”

▲1975年陈修斋摄于澳门37000Cm威尼斯襄阳分校

在陈修斋看来，讲好一门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对所讲授的内容既能融会贯通又能深入浅出。他经常提到的一个反面教材是他在重庆政治学校第一学期给他们上“哲学概论”课的一位老师。那位老师声称哲学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是一门“讲得通”的学问。但听了大半学期后，许多同学却得出哲学原来不是“讲得通”的学问，而是“讲不通”的学问。同时，陈修斋认为讲课为了“浅出”，就必须“深入”，要对所讲的内容有深层次的理解，就必须融会贯通。为此，他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只有在科研的基础上搞教学，讲起课来才能做到深入浅出，收放自如。“你要我讲一年，我就能拿出讲一年的讲法；你要我讲一星期，我就能拿出讲一星期的讲法。”他常把那些不潜心搞科研、从不更新自己讲课内容、年复一年重复陈年老话的人称作“教书匠”，教导他的学生无论如何将来都不要做这种误人子弟的“教书匠”。

陈修斋在教学中不仅注重知识灌输，更注重能力培养，尤其注重专业外语能力培养。他经常讲，一个合格的西方哲学研究人员必须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五门外语，不然就无法对西方哲学进行深入的研究。陈康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曾讲过，即使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也应“直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季羡林语），也应拿得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陈康语）。陈修斋先生十分赞佩这两位学者的宽广胸襟和民族意识，每每用他们的话语激励后学。他要求学生要树立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1980年陈修斋（第二排左三）与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的同事和研究生摄于武大

陈修斋是一位很有世界意识、远见卓识和担当意识的学者。他要求学生努力做到“读书不唯稻粱谋”，尽力瞄准我国和世界学科的弱项和前沿，牢固树立“向世界一流看起，与世界一流学者相抗衡”的学术目标和雄心壮志。长期以来，中世纪哲学不仅是我国西方哲学史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且也是国际西方哲学史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早在1982年，陈修斋就派遣硕士研究生赵敦华赴比利时卢汶大学研究中世纪哲学。他还极力鼓励并组织研究生开展中世纪哲学的翻译和研究，经常对学生们说：“中世纪哲学现在就是一块荒地，只要你拿锄头挖个坑，丢进一粒种子，秋季就有收成。”如今，他的愿景开始变成现实。他的学生不负重托，不仅出版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中世纪哲学研究》等20多部中世纪哲学学术专著，而且还翻译出版了《中世纪哲学》（两卷本）、《神学大全》第1集（五册）和《反异教大全》（五册）等10多本中世纪哲学译著，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我国中世纪哲学翻译、研究较为薄弱的局面，而且对国际中世纪哲学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陈修斋的学生近年来在中世纪哲学翻译和研究领域的部分成果

当年，在陈修斋逝世时的追悼会上，他的灵堂两侧曾悬挂一副挽联，上联为“慧命续千秋投身现代文化潮流披沙拣金融合中西精译莱翁传绝学”，下联为“师心昭一代深体民族哲思神髓自强不息双修德业胸悬北斗育新人”。这可谓是对陈修斋一生的贴切写照。

注：本文照片和内容主要转引自《陈修斋先生纪念文集》（段德智编，澳门37000Cm威尼斯出版社，1997年版）和《哲学人生：陈修斋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