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

杨祖陶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史家。这种“著名”是指在真正研究西方哲学的圈内而言的，与现今大众传媒“隆重推出”和“打造”的各类“学术明星”相比，像杨先生这样高深的学问家，哲学史家非但一点也不“知名”，简直就是“默默无闻”，像是被社会遗忘了一样。

但如果我们不是浮光掠影地学习和研究德国哲学，肯定就无法遗忘像杨先生这样深沉的学者，因为即便他喜欢一辈子躲在书斋中，甚至因怕耽误时间连一般的学术会议也不愿参加，但他一辈子辛勤劳动的成果，他那深思熟虑并经时代的沧桑磨砺得越来越睿智的哲学思想还是会冲出他的窗外，在著述中留下智者坚实的足迹：

他和陈修斋先生共同撰写的《欧洲哲学史稿》在80年代曾是大多数试图研究西方哲学的学子们不得不阅读的著名教材；他陆续发表的系列著名论文《论德国唯心主义对法国唯物主义的胜利复辟》、《康德范畴先验演绎构成初探》、《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等等，是我等当时的青年学子深入研读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指路明灯；他在武大珞珈山以康德式的明晰和严格，以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力量所做的西方哲学讲演，曾经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哲学爱好者沉浸于艰深的哲学殿堂享受哲学思辨的乐趣，成为武大哲学系的风采。特别是1988年在湖北大学举办的《德国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张世英先生主持）上（来自德国、法国、瑞士、美国、日本和中国各高校研究德国哲学的著名专家济济一堂，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和国外同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和接触），杨祖陶先生所做的《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问题》展示了一个中国学者以德国式的思辨本真地理解和批判地重建黑格尔哲学的精深思想，让国外同行惊讶不已。他们惊讶的是：在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却有学者可以跟他们站在同一个水准上讨论德国主体哲学问题！作为当时与会旁听的研究生，我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那22年前由杨师的精彩发言和沉着应对德国教授提问时所带给我的激动和喜悦。

最让人忘怀不了的，除了他的专著《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国家教委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杨祖陶、邓晓芒著）（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外，就是他的系列译著。除了他最心爱的康德三大批判全译本《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这是他和他的学生邓晓芒教授耗费7年多时间，共同翻译，反复修改，最终完成并获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的译作，被视为两代学人合作的典范而在学界传为佳话）和《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外，还有他自己精心翻译的黑格尔《精神哲学》，这部重要的著作之前从未有人译过。另外，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等译著中，也可见到杨先生辛勤劳动的结晶。

之所以说这些专著和译著无法让人忘怀，是因为它们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德国哲学的人不可或缺的东西，不可不看，一看就会被他那本真的德国式思辨所吸引而沉浸于其中。在“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记忆和符号时，在金岳霖、汤用彤、贺麟、郑昕和洪谦等哲人已经成为哲学史研究对象的时候，作为在“西南联大”时投身哲学，又在这些著名先生的门下获得德国哲学的义蕴与方法的真传，在80多岁的高龄依然能够笔耕不止，能给学界留下一部部“炉火纯青”之杰作的人，实在是非常屈指可数了。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这样的人都应该是我国哲学领域的宝贵财富！但是，在越来越官僚化的大学，在越来越功利化的学术界，在越来越世俗化的精神领域，就像一般的社会领域一样，低级价值已经在各种名义的“合法性”掩盖下全面造反，高级价值惨遭罢黜的局面已经非常清晰可见了，而不求虚名、鄙视世俗，既不“张扬”也根本不会保护自己的利益，因而也极有可能得不到社会应有承认的这些“退休”的教授，被彻底边缘化、甚至被遗忘就是他们“无言的结局”了。但这难道不是我们社会的悲哀，不是我们每个真正学者的悲哀吗？因为这同样也就将是我们每一个晚辈学者的“命运”！

但让我们震撼和感动的是，虽然他的白发越来越多，虽然他的身体越来越弱小，虽然他因严重的腰肌劳损腰板不像从前那么挺直，虽然他呕心沥血地工作并取得辉煌的成果而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但他从来不让我们在他的脸上看出他内心的悲凉，也从不在我们面前流露出不满，相反他总是带着宽厚的微笑，怡然自得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玄奥之中，洋溢着哲人自足的幸福。所以我总想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什么精神支撑着他这样的学者，无论世态炎凉，无论得意失意始终都挺直精神的脊梁，昂起高贵的头颅，活得那么纯粹，纯粹得就像康德的理性，不容任何世俗的污泥和任性的情感沾染其内心道德律的高尚和纯洁？

平时我们见到杨先生时，他很少跟我们谈论自己的治学之路，特别是自己的人生之路，但这却是我特别期待看到的东西。因为杨先生经历了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后在贺麟先生领导下最早的系列译介，解放后的传播、文革时期的被批判，改革开放之后的曲折复兴以及90年代之后的系统深入这一整个过程，可以不夸张地说，在他身上浓缩了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一大部分时间的历史及其成就。而这两年，在杨先生完成了40年前贺麟先生交给的任务并因此而了结了他自己为学界提供原汁原味的德国经典哲学原著翻译的心愿，出版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之后，终于在“天益网”（现在改为“爱思想”）上，发表了他的系列回忆：“译事回眸”（6篇），回忆他从最初跟冯至先生学德语，到最初接受贺麟、郑昕先生翻译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任务，到他自己翻译康德三大批判和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人生历程；“以黑格尔注黑格尔”（6篇），把散见于各处的黑格尔本人对其哲学范畴的说明、理解和使用集中起来加以分析和综合而不掺人他人的观点和说明，以这种“用黑格尔注解黑格尔”的方法达到原原本本地、地地道道地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目的；“求学为学”（7篇），回忆了他是如何走上哲学之路，与老师们的交往关系以及为何以阐释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为己任，研究哲学史的方法等等；

我怀着敬仰和感激如获至宝地品读着这一篇篇带着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哲理写成的文字，这些文字不仅让我进一步了解了杨先生自己求学为学的经历，更让我见证了从上世纪40年代直到今天70多年学术思想的演进和变迁，特别是知识分子精神境界和人心沉浮之间的极大变故；就像伽达默尔的《哲学生涯》以其学术之路的变迁讲述他与德国哲学主要流派的关系，像《德国著名哲学家自述》作为“活的哲学”汇集各个流派的哲学主将们的人生历程和哲学观念之流变一样，杨先生的这些回忆文字同样以其饱含生命热情的执着和对中国现实精神处境的冷静反思，在点点滴滴的人生交往和具体哲学观念的阐释中，反映出西学研究的推进和社会人心演变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真是杨先生在其专著、译著之外留给学界的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

其中特别让我回味和陷入久久思索的是《为学求学之二：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的恩师们》和《由逻辑学出发探讨黑格尔哲学》。

杨先生自己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他的许多学生现今都活跃在我国西方哲学队伍之中，其中有不少是知名学者了，但一谈起他自己的老师贺麟、郑昕、汤用彤等先生时，却依然保持着“学生身份”，对老师崇敬有加，把自己从事的工作，视为前辈老师交给的任务，把“恩师们的风范”当作自己事业的“精神力量”；尽管自己是“特立独行”的思想者，但自己的成就与老师们是“一脉相承”的：

“如今，我来澳门37000Cm威尼斯已经是整整半个世纪了。值得告慰我的恩师们的是，我的为学的道路与求学的道路是一脉相承的。不论风云变幻，不管险阻艰难，我始终不渝地以恩师们的风范为精神力量，几十年如一日地走在探索、耕耘西方理性哲学的道路上，特行独立，但求心安。”

可以看出，一辈子研究西学的杨先生，骨子里依然是我们传统的情怀，因为这种对老师的崇敬和感激可以说是完全中国式的，“学生”的治学是对“老师”、更宽泛地说是对“传统”之生命的传承，尽管所延续的传统是经过了“学生”创造性阐发、因而是推陈出新的。这种师生情感与西方的师生情感是不一样的。世上广为传播的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为“学生”批评“老师”找到了一个崇高的理由：“爱真理”，但略加分析就可发现，这句名言对老师是及其不公的，因为其背后的意思非常明显地就把“老师”置于“真理”的对立面，一个“更”字，让对“老师”的爱一下子贬值了。就爱是有差等的而言，有比“爱老师”更高的爱，自然也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随便把对老师的爱放置于“爱真理”的对立面，对老师就不公了，因为“老师”同样也是“爱真理”、追求真理的。我曾经跟同门学友魏敦友（广西师大法学院教授）谈到对这句名言的不满，他不仅深有同感，而且告诉我，他早已写了一篇文章批驳这一名言，而且他在文章中以杨老师和他的学生邓晓芒教授历时7个寒暑共同合作翻译康德三大批判为例，说明师生之爱的典范就应该是他们这样，以共同探索真理（或者学术或智慧）的方式传承一种共同的学术精神。我在网上找到这篇文章看了，为敦友的高见所折服。

杨先生以培养学生为天职，他一辈子除了自己的哲学研究，就是“手把手地”教育我们这些学生。我自己在杨老师门下所受到的那种德国古典哲学的严格训练，确实是受用一辈子的。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我们学生，他始终倡导的是以准确翻译原著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做到“原汁原味”，才能“立得住脚”，才能遏制我们浮躁的联想和凭灵感去发挥的冲动。杨老师后来把这种学术研究的理念概括为“务求其新，必得其真”八个字，也一直是作为“规范”和“训练”我们学生的理念。我还完全清晰地记得当时为了写作关于谢林的博士论文而日夜苦读“花体版”德文《谢林全集》的日子。后来我在柏林参加一位教授的Seminar时，因完全可以阅读花体版德文文献而让教授感到兴奋，他说现在许多德国学生也不能阅读了。我想这就像我们中国学生不大认识繁体字而某些国外的学者却对此很在行一样。这完全让我感受到在杨师门下受到严格训练所带来的喜悦和收获。同时，我们学生们在学业上每取得的一点收获和进步，杨老师也都是充满着喜悦，简直比他自己所取得的都更加高兴。

我们同门学友只要现在还是在从事德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上也都是按照杨先生这样的理念进行学术研究的，把翻译德文原著视为研究的第一步，在翻译基础上的研究“务求其新”。所以，每当我自己在翻译上有新作出版，在学术上有所进步时，总能想到杨先生教导学生的方法的有效性，心中充满了对老师的无限感激。尽管我们的学识有限，尽管我们的译文还无法达到老师那样“炉火纯青”，尽管我们平时对老师的看望不多，甚至在一些事情上做得不好，但我们每一位学生，可以肯定都与我的心情一样，对老师的崇敬、崇拜、乃至像对自己父亲般的那种爱戴，是深深地埋在心底的。

《由逻辑学出发探讨黑格尔哲学》带给我的是另一番感触。由于我以前不专门研究黑格尔，对由什么路径进入黑格尔的哲学大厦思考不多，甚至觉得是无所谓的事；而且由于我不太感兴趣黑格尔《逻辑学》的那种“纯概念”的推演，因此也不重视黑格尔的《逻辑学》。但这几年一是由于自己在重新翻译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二是在给研究生讲授这本书，深深地感到像《法哲学》这些属于黑格尔所谓“应用逻辑学”范围内的著作，如果不从《逻辑学》这个黑格尔哲学的“灵魂”出发，是没法得到真正准确理解和把握的。在读了杨老师的文字之后，促使我思考的，不是急着把黑格尔的逻辑学作为惟一的入门而排斥其他进路的合理性，而是如何把握《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或《百科全书》）的关系问题。

确实，我自己像许许多多读过黑格尔著作的人一样，喜欢从《精神现象学》进入黑格尔哲学，这在黑格尔那里也是可以找到根据的，因为黑格尔自己曾把《精神现象学》当作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导论”，《逻辑学》只是它的“后续部分”。但这一看法确实因后来黑格尔完成了《哲学科学百科全书》而改变：《逻辑学》不再是《精神现象学》的后续部分，它作为比《精神现象学》的篇幅大得多的独立著作出版，反而《精神现象学》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中最终只落得一个比当初预想的要小得多的地位，仅仅是这个体系的第三部分《精神哲学》中的篇章之一。就黑格尔《百科全书》所奠定的这个权威体系版本而言，自然《逻辑学》是其整个体系的“灵魂”，表达了其体系的“纯思想的规定”，只有这种规定所体现的正确方法“才能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保存于实质中”[1]，因而它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就像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在其现象学中所具有的地位那样。在这种地位上，胡塞尔把他的伦理学规定为“技艺学”(Kunstlehre),而黑格尔把逻辑学下属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精神现象学》现在只是属于“主观精神”这一部分了）规定为“应用逻辑学”，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从逻辑学出发进入黑格尔的体系自然是非常必须的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因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出发，才真正地理解和超越黑格尔，不是没有道理的。伽达默尔就曾高度赞扬尼古拉.哈特曼：“这大致表明，他对黑格尔的特别兴趣，不在其《精神现象学》，而在其《逻辑学》。”[2]。但是，从《逻辑学》进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不仅仅需要纯粹思辨的能力，而且要有一颗单纯做哲学的耐心，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杨先生自己一生守护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学术纯洁，以“黑格尔注解黑格尔”，总是力求“原汁原味”地理解和表达其思想，而且一直是以金岳霖、贺麟、郑昕等“恩师”的精神风范为楷模和力量的源泉，这种纯学术的路径自然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但就一般想了解黑格尔思想的非专业哲学人士而言，我倒觉得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入门更切实可行，其中的原因，美国学者Tom Rockmore说得很到位：“人们常说，为了理解黑格尔，我们必须领会《逻辑学》。但是这并不容易，事实上，理解这本著作比理解他的第一本大著（指《精神现象学》―引者）还要困难。《逻辑学》的难懂是传奇性的。人们常说…一辈子的时间恐怕是不足以用来掌握德国哲学中的最艰深作品的，其中《逻辑学》代表了思想本身的绝对极限，因此最终没有人能完全理解这本书”[3]。

不过，这更加凸显了杨先生坚守以黑格尔注黑格尔这种纯粹学术的宝贵，所以，正如所有理解都要依赖于前理解传统一样，这种原汁原味地对黑格尔的解读也必将构成黑格尔哲学体系思辨理解史的一部分，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学习的题材，入门的路径。

（邓安庆: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此文载杨祖陶著：《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6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