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四次哲学论争：第一次是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第二次是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在探索中国市场经济建构道路中展开的“哲学有什么用”的讨论；第四次是在21世纪头十年中国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展开的讨论。在这四次哲学论争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质疑，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学术性品格挑战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语境的变换、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变革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结构的形成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新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一过程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源，关键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流，在于这个流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精神、世界精神和自我革新精神。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

作者简介：何萍，湖北武汉人，哲学博士，（武汉430072）澳门37000Cm威尼斯教授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院驻院研究员。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22（05）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什么意义?这是中国学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中国学者不能不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外在和内在两个向度进行思考。所谓外在的向度，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发展的角度进行思考，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比较研究，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及其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这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课题。所谓内在的向度，就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角度进行思考，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如何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野，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从而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革新。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研究的课题。本文选择从后一个角度来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意义，以此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品格及其获得方式。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形成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的一种传统，存在着复杂的源流关系。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们的哲学思想无疑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但是，自19世纪末开始，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不仅为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接受，而且根据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历史的新变化和本国革命的实践而进行再创造，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历史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关系是在五个向度上展开的：第一个向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源流关系。这种源流关系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中构成的。第二个向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各派别的源流关系。在这种源流关系中，现象学、存在主义、生命哲学、文化哲学等现代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第三个向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的源流关系。在这种源流关系中，各国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本民族的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重要思想资源。第四个向度是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源流关系。这种源流关系体现的是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和变革。第五个向度是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在这种源流关系中，那些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能够引导世界历史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成为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资源。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以第二国际的工人运动为经验原型创造的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义特征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形态、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以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为经验原型创造的以物质本体论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经验原型创造的以文化批判理论为内核的实践哲学形态，都或先或后地成为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在这五个向度中，前四个向度都是从纵向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关系，唯有第五个向度是从横向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关系，它所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和时代性特征。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关系中，我们可以选取任何一个向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或某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若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品格，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特征，就需要以第五个向度为主线，讲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区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关系。本文即是在第五个向度上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的形成及其特点。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形成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以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学术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中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野，逐渐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的。由此决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在形成的路径上，必然不同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的形成。概括地说，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师者的身份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野的。从李大钊欢呼“庶民的胜利”到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走出来的一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以俄国为师，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接受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其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之间发生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论，即便如此，在创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理论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以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理论为主。与之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质疑和碰撞中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的。所谓质疑，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身份的考证；所谓碰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排斥。由于这种质疑和碰撞，人们很难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之源，但是，如果追溯这种质疑和碰撞发生的思想背景，考察这种质疑和碰撞所带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新，我们又不能不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之源，不能不去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以被质疑和碰撞的方式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是因为中国人在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在接受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建构起来的，它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有自己的哲学精神、自己的哲学理念。这种哲学精神和哲学理念，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凝炼，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文化土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来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会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念产生冲突和碰撞。从另一方面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份和观点提出质疑，不是为了拒斥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成果进行辨析，发现可以为自己所用的思想资源。由此可见，质疑和碰撞所表达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冲突，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新。正是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发生的每一次论争，都会带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争中，有四次大的学术争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考证和接受相关：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在探索中国市场经济建构道路中展开的“哲学有什么用”的讨论；第四次是21世纪的头十年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展开的争论。对于这四次争论，我们可以分别从历史和理论两个角度来分析。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这四次讨论的依次展开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野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从理论的角度分析，这四次讨论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语境的变换；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变革；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结构的形成。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这三个方面的变化为主线，考察这四次学术争论，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阐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意义。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语境的变化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不仅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各个时代，而且也贯穿于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呈现出时代的风貌和民族特征，就在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实践概念作出不同的阐释，并由此建构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相继引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大哲学形态之间的差别，就是源于两者对实践概念的阐释不同。在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被解释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并置于“物质”范畴之后，是物质本体论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被解释为一个本体论的概念，并置于实践哲学的传统中加以阐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这是两者在理论上的差别。除此之外，由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这两种哲学形态的社会功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研究语境亦不相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它的理论研究服务于社会主义苏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这就形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政治语境；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的意识形态，由于处在国家意识形态的非主流地位，又失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只能从学术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这就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语境。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此，它们之间在研究语境上的对立本是共时性的。然而，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则把这两种语境由共时性的对立变成了历时性的变化过程。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在编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政治语境；2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为破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批判地吸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思想成果，逐渐地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语境。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从政治语境转换为学术语境，有两场学术争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一场学术争论是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第二场学术争论是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哲学有什么用”的讨论。在这两场学术争论中，第一场学术讨论是中国学术启蒙的一个环节，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野的开端；第二场学术讨论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启蒙的反思，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改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态度、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语境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20世纪80年代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第一次正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成果，但是，在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又不能完全理解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阐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观点，当然也就不可能认同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普遍认为，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是以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观点来解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想的，因而把马克思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劳动理论解释成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脱节的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学说，这种解释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因而是根本错误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与他的革命理论是一体的，《手稿》是马克思阐发自己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重要著作，但是，《手稿》与之前和之后阐发革命理论的著作不是分离的，它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深化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因而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发展的一个环节，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本质上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理论。

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对马克思的《手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在这些论著中，杨适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是较早出版的一本解读《手稿》的著作，也是这个时期的《手稿》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杨适把《手稿》置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展史的语境下，对其思想来源、基本观点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解读，阐发了马克思的革命的人道主义观点。在《关于评价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些问题》一文中，他将这本书的观点提炼为四个问题：一是关于《手稿》的评价问题，二是关于《手稿》中异化劳动概念的理解问题，三是关于《手稿》中的人本主义观点的理解问题，四是《手稿》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具有总括性的，后三个问题是对解答第一个问题中提出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的展开和论证。

在论述第一个问题时，杨适首先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国际间研究《手稿》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法国学者科尔纽和苏联学者列·巴日特诺夫，他们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手稿》的观点及其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作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一种是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主要来自于两种思潮：一种是来自于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手稿》的解读；一种是来自于苏联官方哲学对《手稿》的解读。杨适认为，这两种思潮在解读《手稿》上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把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与人道主义理论割裂开来，把《手稿》定义为“一种伦理道德的著作，是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一类的东西”。不同的是，前者出于对伦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的欣赏而过高地赞扬《手稿》,强调《手稿》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是概括了马克思的全部精神范围的唯一文献；后者出于对伦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的否定而竭力贬低《手稿》,强调《手稿》是马克思的不成熟的著作，是没有科学价值的。杨适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事实，进而阐发了中国学者解读《手稿》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他强调，研读《手稿》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良心，要弄清《手稿》本身的内容以及它在马克思哲学观点形成中的地位，而不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手稿》。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他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手稿》中的确有道德愤慨的成分，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绝不是停留在道德愤慨的层面上，而是深入到经济层面，对资本主义物质的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所以，《手稿》是一部“科学地剖析资本主义和全部人类历史”的著作；第二，《手稿》是“马克思形成自己世界观时期的一部关键性作品，是马克思哲学的真正起源地，是马克思对历史之谜和理论之谜作出科学解答的开端”。对于这样一部著作，我们一方面要给予高度评价，但又不能过分美化，把它抬高到成熟的马克思著作；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其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因其不成熟，而否定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重要性。正确的理解是，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后来思想的出发点，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展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这两个观点表明，中国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在批判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准确地说，是在逐一辨析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确立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研究论题，在以革命的理论框架批判伦理道德的理论框架中建构起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理论。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在这一时期提出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理论，我们可以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与流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从源的方面看，革命的人道主义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源已经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转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转换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虽然对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持否定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转换得以发生则是从讨论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的，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一转换的重要思想资源。从流的方面看，革命的人道主义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新还处在过渡时期：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为内核的理论体系受到了批评，以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研究得以展开，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为了完成政治批判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学术启蒙的任务，因而在论述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理论中依然采用的是政治语境。这就使这一时期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理论不能不带有过渡时期的特点。

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向中国学术界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课题，于是，中国学术界围绕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中国能否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及走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道路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这场讨论开启了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新时代。有人将这个时代称为“新启蒙”。这是一个需要新观念、新理论的时代，也是中国学术大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了自我批判、实现了从政治批判到学术研究转型的学科，迅速地发展起来，逐渐占居了中国学术的主流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因为还停留于政治批判的水平而受到其他学科的质疑，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政治而不是学术为由，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抛到了中国学术的边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遭遇的一场最大的危机。为了挽救这场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开展了“哲学有什么用”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实质就是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政治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化。陶德麟在《哲学在社会变革中的先导作用》一文中，以理论对政治的先导性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用性。他指出：“有些没有身历其境的年轻同志认为，那场讨论是为了‘政治需要’由‘上面’导演的，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也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没有什么理论价值。我想说这样几点：第一，这场讨论确实与‘政治需要’密切相关。但这种‘政治需要’正是历史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满足这样的需要正是哲学的天职，哲学的理论价值恰恰取决于满足这种需要的程度。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论断是经过两千多年哲学思维的艰苦探索之后由马克思首先作出的深刻论断，要真正理解和讲清这个命题并非易事。……第三，从这个命题早已为人熟知的意义上，固然也未尝不可以说它是常识，正如自然科学的许多定理现在已成为常识一样。但是，当‘文化大革命’使许多人(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连常识也‘遗忘’了，以致临悬崖而不知勒马，入苦海而不知回头的时候，恢复常识的意义之大就决不在提出新理论之下。第四，这场讨论恰恰不是由‘上面’导演的，而是受到‘上面’的压制和反对的。”陶德麟在这里列举的四点，归结起来，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被颠倒了的政治与学术关系颠倒过来，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是要以政治来代替严肃的学术研究，恰恰相反，它是以严肃的学术研究和严密科学的理论论证来解决政治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是追求真理，学术是高于政治的。这就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化提供了理论根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走上学术化道路，首先要用学术的眼光，而不是用政治的眼光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以革命的人道主义来评价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批评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观点来解读《手稿》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实质上是用政治眼光看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出的结论。然而，经过“哲学有什么用“的讨论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转而用学术的眼光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破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近代哲学范式、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代哲学范式方面的积极作用。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不再排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资源，以现代哲学为研究范式，来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体论上，吸取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成果，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作了生存论的解读；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领域，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消费社会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生态哲学的研究，实现了历史主义研究由宏观领域到微观领域的转向。正是在这一系列研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语境，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上了学术化的研究道路，这才有了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繁荣。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变革

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几乎同时展开的，是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这两场论争都有一个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不同的是，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新而正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和评价是围绕一些具体问题展开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则是为了辨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份，这实质上是对中国已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一种反思，因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认识和评价。这种总体认识和评价，说到底，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史观的自我检讨，因而它所带来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革新。

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开展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起因于徐崇温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对这一概念意义的阐发。1978年，徐崇温在《国外社会科学》第5期上发表《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一文，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代表性人物，其中包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广泛流行的法兰克福学派、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学派以及法国的阿尔都塞等。此后，1982年，他又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达45万字的介绍性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用引号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括起来。徐崇温使用带引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是为了辨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份。1987年初，徐崇温再次撰文《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1期。在这篇论文中，徐崇温明确反对有些学者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是西方一些学者杜撰出来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胜利、西方各国革命相继失败，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稳定、共产国际在所属一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内推行‘布尔什维克化’的政策和措施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所属一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内出现的一股‘左’的思潮”,这种思潮的存在是“一个不依人们赞成与否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从这一观点出发，徐崇温对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思想、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辨析，批驳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着的两种倾向：一种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说成是一种假马克思主义，一种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之类的东西”;另一种是“全部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把它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划等号”。针对第一种倾向，徐崇温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现状的分析和对西方革命途径的探索中包含种种错误，“但它毕竟提供了西方一代左翼激进主义者思考解决有关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迫切问题的极其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而且包含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借鉴和参考的东西”。因此，对于这种思潮采取根本抹煞和全盘否定的态度，“不仅不能有说服力地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所包含的种种错误，而且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极其不利的”。针对第二种倾向，徐崇温指出，那些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发动的法国的“五月风暴”和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新左派运动虽然“击中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或者反映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但在解决问题的办法上，却失之于跳到与苏联模式相反的另一极端，因而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基于对这两种倾向的批评，徐崇温阐发了自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虽努力思考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迫切问题，探索了西方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在他们的指导思想上，却总是按现代西方哲学的这个那个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发挥、结合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从而这样那样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尽管我们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认识成果，但这里面却还有一个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去批判地吸取和概括这些成果的问题，而绝不能把它们当作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而加以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徐崇温的这个评价虽然没有完全排斥西方马克思主义，也肯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果有可取之处，但是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身份的辨识上，他还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排除于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不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思想及其著作的评价问题；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问题；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判定问题，其中包括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标准问题。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就围绕着这三个问题展开了争论。参加这场争论的，主要有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澳门37000Cm威尼斯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专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学者。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研究员杜章智不同意徐崇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写了《谈谈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兼与徐崇温先生商榷》一文，对徐崇温论文中涉及的每一个问题的主要论点进行了反驳。杜章智认为，徐崇温在他的论文中虽然承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包含积极的因素，但是，他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思想的基本评价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判断都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不是在个别问题的判断上，而在于他辨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份及其思想的评价标准上。他认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份及其思想的评价，说到底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问题，即我们应该以什么为标准来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标准来衡论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肯定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化的发展格局，还是以某一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标准，尤其是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标准，去衡论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前一个标准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后一个标准是错误的、教条主义的标准。这样，杜章智就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身份的辨识问题提升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问题。他认为，徐崇温在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问题上出现的种种错误，归根到底，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出了问题，他始终坚持用某一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标准，尤其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标准来辨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份，所以，他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用引号括起来，以此标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身份，并以此来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与徐崇温相反，杜章智坚持前一个标准，主张依据西方国家的变化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来辨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份，并评价其理论的对错。从这一观点出发，杜章智从十月革命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了变化这一事实出发，阐发了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形成和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趋势。他指出：“十月革命后，特别是第二次大战后，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安德森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一大发展的产物。如何对待这些马克思主义?安德森站在托派立场上说只有托洛茨基主义是真正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不是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这当然是错误的。像徐崇温先生那样把这种态度反过来，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马克思主义，其他都不是，恐怕也不正确。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肯定只有一个，但对这一真理的解释(理解、应用等)却可能各种各样。中国共产党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别的国家、别的党、别的理论家也有自己的这种‘结合’。中共中央曾给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发电报，称颂他们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由于各国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和具体革命形势各不相同，由于实际进行这种‘结合’的理论家的主观素质千差万别，这种‘结合’就会出现各种形式。这决定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向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也是马克思主义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我们只有表示欢迎，没有笼统加以否定的理由。”进而，杜章智用这种多样化的哲学史观和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趋势来检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一种“唯我独革”“唯我独马”的态度，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排斥西方马克思主义，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当作“非马克思主义”来使用，这种做法与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是相悖的，也“不利于我们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基于这一理解，他提出，应该废弃“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代之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同时，他又指出，“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要外国学者也不用这个概念，相反，应该把这个概念在外国学者那里的含义确切地介绍给中国读者”。杜章智在论述这些观点时，并没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一个流派或某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进行具体的评论，但是，他阐发了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要求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来取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这本身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变革。这种观念的变革不仅有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作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且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开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充分地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成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用，提供了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根据。

杜章智的这些观点得到了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家的广泛认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冀新在批评徐崇温的观点时明确指出，应该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而不应先入为主地带框框去定性。

澳门37000Cm威尼斯哲学系的张守正在批评徐崇温的观点时，结合当今世界的变化，论证了杜章智提出的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来取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认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既不能采用徐崇温提出的带引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也不能将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局限于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少数几个思想家，而应该把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都作为研究的对象，联系十月革命以来的工人运动变化和科学技术革命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变化来研究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阐明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内容、新观点。他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十分明显，只要充分认识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充分认识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半个多世纪以来走过的道路，充分认识西方国家不同于我们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状，按照实践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紧密结合起来，破除‘左’的观念，就会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展现出来的错综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广阔情景。”他还列举了苏联科学院1984年集体编著的《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书对西方国家不同哲学观点的科学分析、科拉柯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一书对不同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的评价、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对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派别的广泛研究，证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想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来将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于反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是极不科学的。据此，他提出了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态度：“中国大陆处于改革的历史转折关头，许多理论问题急需解决，大量实际经验要及时总结，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扩大视野，更新观念，提高水平，焕发活力。这应当是我们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充分了解那里的经济状况、政治形势、社会动向，特别是科技革命的发展引起的各方面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变化，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大陆的对外政策和战略方针，做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显然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也就指出了中国为什么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

张守正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远没有显示出来，杜章智和张守正提出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来取代徐崇温主张的带引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也不过是基于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种思考，并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基础，但是，这些思考却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启蒙意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杜章智和张守正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找到了实践的基础，与之相应，他们所提出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已经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的普遍认同，成为研究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用语，而他们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发展的哲学史观也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范式。

四、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碰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结构的形成

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化浪潮中，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从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它是接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展开，体现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自我革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反思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历程、辨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各种理论问题中发展起来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自觉意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这三个研究方向的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中构建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体系。在这个学术研究体系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对象和发展路径是不同的，因而它们所处的地位也不相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概念虽然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宽泛，几乎涵盖了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如果我们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一个比较分析就会发现，这些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研究的问题和思维走向也都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和思维走向的延展，都可以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谱系。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现代性批判理论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已经被研究者们列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谱系；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欠发达的发展理论、后殖民理论、种族理论等，被统称为后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应该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谱系。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这里所说的主流，主要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后工业时代的问题，并建构了文化批判的思维方式。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也是它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成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的思想资源的原因。但是，若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论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只适合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不能运用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当然，更不能运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开展，“现代性”已经成为各国学者用于表达现代社会理性、揭示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提出解决方案的概念。但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现代性批判理论只是对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反思和批判，在对现代社会矛盾的诊断上，只论及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容，并未论及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因此，这个理论可以用于诊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问题，却不能用于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亦是如此。生态问题本是当代全球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但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单一的视角来谈生态问题，而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谈生态问题，因此，仅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不能解释和解决中国面临的生态问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使它能够在中国传播，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又使它不能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中心，而只能以他者的身份处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边缘。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通常被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这个定义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归属于哲学史这门学科，而将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门学科中分离出来。但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又不是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转出来的，而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各学科的互相缠绕中不断地找寻自己的研究空间：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相互缠绕中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史视域，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学科；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缠绕中破除单一的、线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建构复杂的非线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从而建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新的学术联系；进入21世纪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与马克思哲学研究、列宁哲学研究、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相互缠绕中不断地培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的学术生长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培育的众多的学术生长点中，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平台。其中，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是接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展开，是打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结，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世界视野的学术平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接着中国近现代的哲学传统讲，是打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学术思潮之间的联结，解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难题，建构21世纪的中国新理性的学术平台。由此可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不再单单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学科建设问题，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平台的构建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创造了具有中国文化内容和中国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对这个过程及其成果进行哲学的反思，探讨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则是一个哲学史的课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提出这个课题，主要是为了驳斥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出现的否定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种种论调，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中断了中国近代启蒙运动，致使中国始终没有完成思想启蒙的任务；另一个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是儒学化、封建主义化。这两个论调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关系问题；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近现代各种哲学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哲学的话语系统的建构问题，等等。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从两个方面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一个是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角度，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进程，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特点及其对于中国哲学变革的意义。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就是这种研究的代表作。另一个是提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问题，比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社会历史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儒学的关系，等等。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归结起来，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置于中国哲学史的话语系统之中，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文化之根，进而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系统。

在上述三个方向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为了解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学术发展问题而展开的，因而以其本土文化的身份居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中心地位，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要在于追踪和评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以他者的身份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边缘。

但是，这三个方向的研究并不是并行不悖的，而是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这种碰撞与融合主要来自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我革新中需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吸取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探索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道路中、在建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中，创造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学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站在自身的立场上，用自己的观点来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取有舍。所谓取，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上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所谓舍，是不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搬到中国来，更不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置于中心地位，而只能让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处在边缘地位，以他者的身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所用。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源，关键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流，在于这个流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精神、世界精神和自我革新精神。因此，若不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流，不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是不可能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源的，当然也不可能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价值，更不可能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什么意义上能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