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志方，澳门37000Cm威尼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哲学、归纳逻辑、决策论、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符号学等。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5期

在当代中国，哲学学者要同时面对日益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和自身特有的文化传承，因此，汉语哲学成为哲学界的一个重要关切。在当代处境下，汉语哲学的发展，不可能脱离西方哲学的资源，因此，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或汉语化也就成为汉语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方哲学的汉语化如何进行，其宗旨和首要目标是什么，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此前，西方哲学研究的汉语化以翻译转述和中西互释为主。胡适主张中西哲学“相互印证，互相发明”，贺麟提倡“以西释中，以中释西”。本文认为，西方哲学汉语化的根本在于哲学理论的创新，而用汉语来思考和书写中西哲学提出的普遍问题，是汉语哲学，也是西方哲学汉语化的主旨所在。

佛教经文的翻译，始于东汉时期《四十二章经》等几部经文。至于唐代，佛教典籍的汉译达到全盛。至此以降，不仅佛教与中国儒家和道家经历了深入的争论、交流和融合，而且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佛教，即禅宗。可以说，禅宗是汉语佛教的典型。

明清时期，西学的翻译渐多，但真正从原文翻译西方哲学的，首推严复，进化论、伦理学、社会学、逻辑学等西方哲学的学说，经严复之手，第一次有了汉语表达。可以说，严复在中国开创了西方哲学研究。此后，随着民国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西方哲学的翻译、著述迅猛增长，学习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留学归国博士逐渐成为当前各大哲学系教学研究的主力。

综观100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方式，大概可分为以下几类：（1）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严复的《群己权界论》的汉译是在该书原文首版（1859）44年之后，而柏拉图的著作则跨越了几千年的历史时期。而近年来，从原版到汉译几乎只有几年的时间间隔。（2）西方哲学史。不仅有西方哲学史的教材，还有西方哲学家、学派、思潮的叙述和评介。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是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主流。黑格尔的哲学即哲学史的观念，在中国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实现。（3）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有多种方式，一种是哲学家之间的直接比较，如朱熹与黑格尔的比较、庄子与海德格尔的比较，等等；一种是中西哲学之间的相互注释，如用佛学、心学来解释现象学；还有一种是概念之间的比较和互释，如以逻各斯来解释道，或者反过来。

这样一些中西方哲学研究的途径，是否内涵着西方哲学的汉语化呢？其中是否有某种研究方式，代表着西方哲学汉语化的路线，可以一以贯之地进行下去呢？实际上，中国哲学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方式，部分地隐含着西方哲学汉语化的途径。

一、西方哲学汉语化研究的两条路径

1.第一条途径：用汉语讲西方哲学

用汉语来讲解和写作西方哲学，可以说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础部分。只要是用汉语说和写，就必然带有中国印记。这个过程看起来很初级，其实并不容易。当年严复要译泰西（西方）著作，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将西学术语汉语化。严复在《穆勒名学》第二节的按语里关于logic一词汉译的讨论就是一个例证。他使用的“逻辑”一词，是单纯的音译，如同“罗支”一样。斐洛罗支（philology）严复叫“字学”，现在叫做语文学；唆休罗支（sociology）严复叫做“群学”，现在叫做社会学；什可罗支（psychology）严复叫做“心学”，现在叫做心理学；拜诃罗支（biology）严复叫做“生学”，现在叫做生物学。同样，liberty如何翻译，也是一大难题，严复在1903年为《群己权界论》写的“译凡例”说：“或谓旧翻自繇之西文liberty里勃而特，当翻公道，犹云事事公道而已。此其说误也；谨案：里勃而特原古文作libertas里勃而达，乃自繇之神号，其字与常用之freedom伏利当同义。伏利当者，无挂碍也；又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等字为对义。人被囚拘，英语曰To lose his liberty，失其自繇，不云失其公道也。释系狗，曰Set the dog at liberty，使狗自繇，不得言使狗公道也。”

严复对liberty的汉语翻译所做的辨证，表明在英文（和其他西文）最初被译成汉语时，翻译者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严复的风格和用词与100多年后有了很大的差别，但他对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贡献是巨大的。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现在已经基本有了一套西方哲学术语与汉语词的对应系统，西方哲学的汉语表达也基本能顺理成章。有实体、属性、质、量、一般、个别、普遍、特殊、因果、模态、主体、对象等范畴性的概念，有唯物论、唯心论（观念论）、一元论、多元论、唯名论、唯实论、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怀疑论、不可知论、现象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等学说和学派的名称，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罗素、黑格尔等哲学家的名称。这些汉译的人名就是这个英文名字的汉语化。

所有关于西方哲学的介绍、转述、概述，都以翻译为基础，或者本身是一种翻译。用汉语讲述和撰写西方哲学，是否使西方哲学汉语化了呢？表面看来，就西文原著的汉语翻译来说，似乎只是把原著所表达的哲学用中国话说出来了而已。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哲学用语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哲学术语的理解，与它所属的语言、文化、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中有多组同义词，例如“氚”与tritium，可以说是完全同义的，即指称原子核由一个质子与两个中子组成的氢同位素。但是，哲学术语几乎都不具有这种同义性关系，比如positive与“实证的”并不同义。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或语言相对性论题主张，一种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形而上学。沃尔夫通过对美洲霍比语（Hopi）的考察表明，霍比语的主要形而上学词语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一个含义是，普通的词语后面都隐藏着本体论信念。

当西方哲学用汉语讲出来或写出来之后，它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汉语化了。许多基本的哲学概念，用汉语表达出来之后，就带上了中国印记，不只是汉字符号的印记，还有中国思想的印记。比如man，person，human being等概念，与“人”的概念并不对应。Personal identity通常叫做人格同一性，但personal freedom就不叫人格自由，而是叫人身自由。

又如，Substance一旦被通译为“实体”，就融入了汉语的意义。在汉语中，“实”与虚相对，相关的词组如实在、实际、结实、实质、充实、真实、诚实。而在西方哲学中，substance源于希腊文ousia，意指存在（being），拉丁文变形为substantia，意指事物的基底或依托。它有两个基本的意思，一个意思是指根本的或基本的实在物（entities of reality），在这个意义上，原子、观念、形式（理念）都被不同的哲学体系看作实体。在第二种意义上，它与属性相对，而近于对象或个体，凡是存在的，要么是实体，要么是实体的属性。Substance一旦变成“实体”，它在汉语中就有不同的语内联系和心理联想。有一些英语词，意义稍有不同，而译为同样的汉语，因此，同一个汉语词就有了更多的内涵。Entity我们也译做“实体”，兼有了entity与substance两种不同的意义。而freedom和liberty我们都译做“自由”，尽管这两个词有意义上的联系，但在当代政治哲学中，liberty更多地表达了严复所说的“群己权界”的概念。在汉语中，我们要通过“政治自由”与“意志自由”两个词组将“自由”概念的不同意义区分开来。Free也有免费、有空闲的意思，这是“自由”所没有的。

用汉语来讲西方哲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把西方哲学汉语化了，而且也丰富了汉语语言系统。任何一种语言系统，如同库恩的“范式”一样，都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它通过新增词汇、新增已有词汇的意义、新增语法规则等方式来提升表达力。奎因曾说，土著人的语言没有表达neutrino的词语，但100年前英语里也没有neutrino这个词，它是在中微子假说提出后创造出来的。同样，很多西方哲学的用语最初没有相应的汉语对应词，通过学界的约定，汉语同样可以派生出相应的词语来。“哲学”本身就是一个新词，西周“史墙盘”铭文中就有“渊哲康王”一语；崔铉撰写、栁公权书写的《神策军碑》吹捧说“至神大孝皇帝温恭濬哲”。古有“哲”字，却并无“哲学”。今天，每个哲学系的学生，都知道“哲学”的意义。又如“逻辑”本为音译，其意义却十分明确。同样的词语还有“奴斯”“隐德来稀”之类。

西方哲学的引入，也丰富了汉语的语法。《群己权界论》开篇，严复的译文是：“有心理之自繇，有群理之自繇。心理之自繇，与前定对；群理之自繇，与节制对。依此篇所论释，群理之自繇也。……今问国人范围小己，小己受制国人，以正道大法言之，彼此权力界定，定于何所？”而孟凡礼的译文是：“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即与那个被误称为‘哲学必然性’的信条不巧恰相对立的东西），而是公民自由或曰社会自由，也就是社会所能合法施加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现代汉语的产生，主要归功于新文化运动，但西方哲学的译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导致了“白话文转向”，那么也可以说，西方哲学的翻译和介绍对汉语的现代化也做出了一份贡献，现代汉语并不等于白话文。

古代中国哲学，是以阴阳、体用、道器、心性等差异对立关系来述说的。这些概念在中国当代话语中并没有消失，而是或明或暗地继续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看待和描述世界的方式。随着西方哲学概念的引入、改适（adaption）、扎根，中国人的世界观在延续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更新。

2.第二条途径：中西哲学的相互解释

中西哲学的互释，也是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一种方式。贺麟曾说：“中国哲学分儒道墨三家，从学理上说，亦可分为唯心、唯物论二派。中国哲学家亦可分属于唯心论及唯物论，西洋哲学家亦有儒者气象（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格林、鲍桑凯等），有道家风味（如伊壁鸠鲁、斯宾诺莎、布拉德烈、桑提耶纳），有墨家精神者（如孔德、马克思、边沁、穆勒等）。总之，我希望我这种说法，对于沟通中西文化，融会中西哲学，可提示一个大概的路径。”贺麟所说的“沟通中西文化，融会中西哲学”，在中西哲学的互释上得到充分的表现。就拿海德格尔来说，有人用海德格尔来解释道家，有人用他来解释佛家，也有人用他来解释儒家。张祥龙说，海德格尔“本人的思想发展受到过道家的影响，或起码与之产生过内在的共鸣”。而关于海德格尔与佛家（尤其是禅宗）的相互解释，论文尤多。

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互释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儒学解释的繁荣。有海德格尔与儒学的互释，如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主张，“生活儒学在致思进路上，是在与现象学——胡塞尔、舍勒、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平等对话中展开的”；王庆节著有《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张祥龙有对二者的“家”的概念的比较研究。有自由主义与儒家的相互解释。鉴于儒家和自由主义分别是中西各自的政治思想的主流，儒家与自由主义的结合或汇合，成了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许多知识分子努力的方向。美国学者狄百瑞（Theodore de Bary）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就有自由主义，并提出了“儒家自由主义”的概念。这个问题在中国儒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还有实用主义与儒学的互释，这种联系的桥梁是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安乐哲（Roger Ames)说，实用主义与儒家有六个共通性，即重视文化叙述，反对种族中心主义；强调沟通交流；强调自我修养；主张劝谏的义务；重视传统；对民主的非个人主义理解。也有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互释，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交织着‘儒学马克思主义化’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之争”。郭齐勇断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进行的 。“儒家有丰富的资源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对话，在对话中彼此理解、融会和丰富。”此外，还有“儒家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说法。不过，孙力指出：“近年来，社会思想意识领域存在夸大儒家思想地位和作用的倾向。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积极借鉴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养分非常必要和重要。但是，将其过度拔高甚至欲以其作为社会指导思想则是严重偏差。”

中西哲学的互释，多年来似乎是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一条捷径。它超出了单纯的翻译和介绍西方哲学的套路，是对学人极有吸引力的路径。至于这种互释中存在的牵强附会的问题，或者如何把真实可行的互释与牵强附会区别开来，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中西哲学的互释，在一定程度上将西方哲学汉语化了。一个可与之类比的事情是佛学的汉语化。这种源于古印度的学说有大量的文献被译成汉语，后来又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形成了交流和融合。按杜维明的考察，禅宗是王阳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但在亲情问题上，王阳明与禅宗有重要分歧。佛教有大批的信徒，而这些信徒生长于中国的土地之上，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中国的文化观念来理解佛家言语，其中的读书人，则将中国的思想与佛家思想融合在一起。《西游记》中，佛祖、菩萨与中国神仙们合作愉快；《红楼梦》中一僧一道携手同行，成为故事开端和收尾的关键环节。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并不是某个学派和人物的信徒，同样致力于西方哲学的理解和解释，天长日久，自觉不自觉，在理解和解释中引入了汉语文化元素。这种中西哲学的互释，必定导致西方哲学的部分汉语化。

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哲学，或者用中国哲学来解释西方哲学，使中国哲学中的一些概念和学说获得了新意义或增加了新内涵、新应用，反过来也使西方哲学的一些概念和学说获得了新意义、增加了新内涵。首先，中国哲学是在与西方哲学照面的条件下获得这些新意义的。没有西方哲学的引入，就不会有儒家学者去对儒家学说做存在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解释。其次，与中国哲学的交汇，使西方哲学获得了新的解释的可能性，如对海德格尔的家的解释，再如安乐哲所提出的儒家实用主义。没有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研究或参照中国思想对实用主义的研究，这种实用主义与儒家相结合的可能性就不会出现。最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释，所产生的既不是原来的中国哲学，也不是原本的西方哲学，而是第三种哲学，这第三种哲学就是汉语化的西方哲学，儒家实用主义也是汉语化的了实用主义。

二、对西方哲学汉语化研究前两条路径的反思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前两种途径，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并具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第一个问题：关于基本概念的理解。

西方哲学中有很多论述，源于西方哲学的语言特征，尤其是它的语法特征，以海德格尔的“Being”的意义问题为例，看看海德格尔一段论述的英文版：

There are many things which we designate as ‘being’，and we do so in various senses Everything we talk about，everything we have in view，everything toward which we comport ourselves in any way，is being; what we are is being，and so is how we are Being lies in the fact that something is，and in its Being as it is; in Reality; in presence-at-hand; in subsistence; in validity; in Dasein; in the ‘there is’ In which entities is the meaning of Being to be discerned? From which entities is the disclosure of Being to take its departure? Is the starting point optional，or does some particular entity have priority when we come to work out the question of Being? Which entity shall we take for our example and in what sense does it have priority?

Being的汉译有“存在”“有”“存有”“是”等多种，没有一种汉译能一以贯之而不失原义，因此海德格尔汉译显得晦涩难懂。而在很多人看来，晦涩就是深刻，但受过基本的哲学教育的读者，都可以读懂原文的意思。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德文的英文翻译是否准确，也不在于汉语翻译是否恰当，而在于Being的意义问题，需要与西文的语法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理解。比如，英语中，提出问题，做出陈述，做出判断，大都要用到be。因此，海德格尔说，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认识到的（我们所看到的和我们所认识到的，与我们的所见所知的语言呈现不可分），都有Being在里面。be有不同的变形，如 is，are，was，were，being。表达进行时态、被动语态，不能没有这个be，而西方逻辑中的命题的格式就是：主词—系词—谓词，或者把系词+一起看作谓词，所有的陈述句都可以这种结构来表达。更麻烦的是，be 还可以做实质动词。否认这一点，就无法理解“to be or not to be，that’s a question”（哈姆雷特语），也无法理解“Rocks are，but they do not exist Trees are，but they do not exist Horses are，but they do not exist Angels are，but they do not exist God is，but he does not exist”（海德格尔语）。

古代汉语很少将“是”用作联系词（“日暮乡关何处是”等例外），现代汉语中的“是”与做系词的be相似，但“是”没有形态变化，也没有“存在”的意思。鉴于语言与形而上学的紧密联系，海德格尔通过询问Being (Sein) 的意义来展开形而上学，对于德国哲学来说，是毫不奇怪的。但这一类哲学，是汉语无法表达的，就如同德语无法表达“是，直也，从日正。以日为正则曰是”（《说文解字》）。这大概是中国读者认为海德格尔哲学难懂的一个原因吧。“与西方人的哲学史研究相比，中国人对Being意义的理解有着更多的隔膜和特殊的困难。”赵敦华指出了国人对含有be的哲学命题的十大误解，但没有追究这些误解的原因，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语言（包括语法）上的。

与Being 相关的另一个词是nothing。卡尔纳普曾指责海德格尔关于nothing的讨论是犯了逻辑错误。在日常语言中，nothing 是一个代名词，其语法作用与名字相似，可以作主语，也可以作动词宾语。因此，Nothing is brighter than the Sun，I see nothing是很正常的表达。由于这个理由，它也容易转换成一个名词，如All it took was a word here，a word there，to convince him that he was a nothing；It looked like nothing I had ever seen before 将这种说话的方式进行哲学的提升，自然可以对nothing 大加讨论，而且给人很深刻的感觉。但是，在汉语里找到nothing的对应词是一个问题。 汉语里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等说法，但中国人不会说“我看见无”，“无比太阳更亮”，而只会说“我没有看见什么”，“没有什么比太阳更亮”。在这个事例上，卡尔纳普所担心的事情（语言的语法形式掩盖其逻辑形式）在汉语里并不存在。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汉语比英语更符合逻辑。西方哲学的汉语化在这里遇到一个障碍，难以建立与Being和nothing相似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汉语没有这种形而上学。

另外一个相关的案例是语言哲学。在分析哲学界，由于拒斥形而上学，语言哲学曾一度取代了形而上学的地位。但是，所谓的语言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英语语言的哲学。汉语没有定冠词，前词复指（anaphora）的方式与英文不同；汉语也没有关系代词，因此间接引语不需要有个同that一样的东西来标示，命题态度词后面也不用that来引入命题。That 在英语中非常重要，幸好西方没有that形而上学，否则中国人要面对另一种搞不懂的哲学。

一个事例是罗素的描述词（摹状词）理论。罗素的理论要处理的是以the 和a 开头的描述性短语，最初他叫做指称型短语（denoting phrase）。罗素的描述词理论曾被称作分析哲学的一个范例，却并不完全适合汉语。英语里说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罗素的焦点在the上，而汉语里没有相应的词。它不是汉语的“这”“那”或“这个”“那个”，我们只说“现在的法国国王”，不会说“那个现在的法国国王”。

另外一个语言哲学的事例也与Being的意义有关，这就是虚拟条件句（或反事实条件句）的语义学问题。许多虚拟条件句在英语里要借助be的时态变形来表达，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使用了大量含有was或were的虚拟条件语句。我们可以说，if a lump of rock was a round square，it would be delicious，按条件句逻辑，前件假则全句为真，所以这句话是真的。在汉语里，普通条件句与虚拟条件句在语法上并无区别，因此所有的条件句可以做统一的处理。而在英语中，普通条件句与虚拟条件句具有不同的语义学。

当然，关于专名的含义与指称，关于陈述句的真值条件理论，关于语言与心灵的关系，语言哲学的一些理论是适用于汉语的。所有的语言都有其共性，而这个共性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哲学研究对象。

中西哲学的互释还存在着另一大短处，这就是新兴的哲学学科中西互释存在困难。如科学哲学、数学哲学、逻辑哲学、量子力学的哲学等。这些学科中的学说，即使在解释时可以用到一些汉语资源，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比较哲学中，我们见不到卡尔纳普与某某中国学者的比较，奎因、克里普克与某某的比较。

第二个问题：创新不足。

儒学自由主义对于儒学和自由主义来说都有一定的新意，但仍然囿于儒学+自由主义（尽管不是简单相加）。结果看起来是结合了两种学说的优点，但也隐藏着一些严重的偏向。一方面，它可能收纳了两种学说中一方或两方的弊端；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结合不是出于两种学说的内在联系，而是生搬硬套，就可能对一方或两方的学说造成严重的歪曲。这里涉及解释学的方法论问题：解释的限度在哪里？可行解释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解释是可允许的？什么样的解释是牵强的？毕竟，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等社会政治概念是从西方引入的概念，这些概念引入后与中国的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纳入了中国元素，具有了中国内容和中国特征。产生这种变形的实践基础，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等现代的中国实践，它与传统中国社会及其政治思想形成对比。如果将儒家做政治自由主义的解释，将在儒学内部产生张力和矛盾。

第三个问题是，也许会产生大量的汉语柏拉图主义、汉语黑格尔主义、汉语海德格尔主义，等等。此外，在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的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但这些成就如果取得，又如何具体表现出来呢？

三、西方哲学汉语化研究的第三条路径：从哲学史研究转向哲学问题研究

因此，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有必要采取第三种途径，这就是将西方哲学研究转变为哲学问题研究。基本的哲学问题，是普遍性的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跨文化、超历史的性质。贺麟在《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一文中说：“哲学只有一个，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类理性发挥其光辉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努力。”虽然不同哲学家要去回答的问题相同，但做出的答案则可能千差万别。每个哲学家，都可以从自己所属的文化、知识传统出发，对同一个问题做出不同的解答，就如海德格尔以Being的意义问题为出发点，引出对整个西方哲学的批评和他自己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回答；而维特根斯坦（早期）从新科学和新逻辑出发，把形而上学问题当作假冒的问题，从而彻底否定了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传统。

哪些问题是基本的哲学问题，每个基本问题的权重或重要性程度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传统中会得到不同的回答。

所罗门和席金斯编写的《大问题：哲学概论》涵盖了人生意义、上帝、实在的本性、追求真理、自我、自由、道德、正义、美等九大问题，分别属于伦理学、神学、本体论、认识论、政治哲学、美学等学科，其中神学或上帝的存在问题被置于前位。这并不奇怪。基督教曾统治欧洲一千多年，基督教信仰深入西方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于西方人来说，有关上帝的问题是最为重大的哲学问题。你是否相信上帝？三种主要回答是有神论、无神论和不可知论。上帝是什么样的存在？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吗？为什么信上帝？这些问题对于生活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思想者来说，是重大而紧迫的。但是，中国文化中并没有这样一个上帝，而道教中的各路神仙，更多地与民间故事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化也并没有一个由某种宗教统治的时期，更不用说像欧洲那样漫长的时期。因此有关的宗教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并没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西方哲学家在对这些基本的哲学问题做出回答时，也主要是援引西方哲学史的资源，这是主流哲学。虽然可以说，海德格尔与道家和佛家哲学有一些共通之处，但海德格尔在做哲学论述时很少提到中国哲学，海德格尔哲学的中国研究者们费心费力找到几处海德格尔提到中国哲学的地方，似乎感到很惊喜，但这恰恰说明中国哲学对于海德格尔其实并不重要。所罗门和席金斯用了一章来写非西方哲学，但其主要动机是提供一点对比。虽然他们告诫读者不要过于傲慢，把哲学等同于西方哲学，但他们在论述哲学的基本问题时并没有引述东方和非洲的哲学资源。

传统中国哲学与传统西方哲学的问题有许多相通之处。《大学》的问题顺序是：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我们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解为理论研究，而不只是政治伦理行为，那么，这个顺序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的顺序是一致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追求的因果性和自然律。

在研究和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时，同时运用中西哲学的资源，这是中国当代条件决定的。现代中国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融入了西方哲学思想的社会，单纯的中国哲学和单纯的西方哲学都有其片面性。

研究和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需要抛弃“哲学就是哲学史”的陈旧观念。前两条途径受到这种陈旧观念的限制，其中国化的深度是有限的。哲学史是哲学研究的基础和资源，理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强调。但是，把哲学研究等同于哲学史研究，就会妨碍哲学思想的创造。

对哲学问题的回答，如果与当代科学相冲突，则不是可信的答案。现时代的一个特征，是科学知识的高度进步和普及。用哲学观念来反驳相对论，违背了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当然，像科学技术是否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有哲学争论的。但哲学论题如果同公认的科学定律相矛盾，就是与大量的实际事实相矛盾。

第三条途径以研究和回答哲学问题为导向，这是否会达到西方哲学研究的汉语化呢？只要中国哲学家瞄准哲学的问题，并努力提出自己的回答和论证，就有可能产生中国特有的哲学理论和哲学风格。这里可拿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做类比。英、美、德、法各有自己鲜明的哲学风格和独特的哲学理论，但它们都是努力回答相同的哲学问题的产物。哲学家如何思考哲学问题，如何论述和论证，不仅受到哲学专业训练和哲学教育的影响，也受到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实践的影响。只要是用汉语回答哲学问题，也就必然是中国式的回答，必定带有中国思想文化的印记。

通过哲学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开创新时期的哲学思想，这是西方哲学研究汉语化的根本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