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云飞:康德哲学中启蒙思维的三个层次与启蒙的三重含义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2-08-11
【摘 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是康德对启蒙的基本规定。但何谓启蒙思维,依然是一个并未得到充分解答的疑难问题。对这一疑难的常规解答是摆脱成见、自己思维。这种解答不够完备,因为自己思维的准则是否定性的、自我中心的,不足以充分体现理性的成熟这一启蒙的目标。康德哲学中启蒙思维的完备表达包括三个层次,分别是:自己思维、在他者位置上思维和一贯的思维。相应地,这三种思维方式体现了康德启蒙观的原初含义、扩展含义与终极含义。康德启蒙观的精髓在于追求理性的一贯性和自律性。启蒙与批判具有共同的道路与目标:通过理性的自我批判实现理性的成熟。鉴于一贯的思维促成人类理性的成熟,并有助于确立不同社群共同生活之底线,康德式的启蒙规划在当代依然有重要意义。
【关健词】 启蒙思维;自己思维;在他者位置上思维;一贯的思维;理性的成熟
作者简介:杨云飞,哲学博士,澳门37000Cm威尼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Areas of specialization)为德国古典哲学(以康德、黑格尔为主)、德国现代哲学、西方道德与政治哲学;兴趣领域(Areas of Competence)包括西方近代哲学、心灵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在发表于1784年的论文《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康德对于启蒙的含义进行了经典的表述:“启蒙就是人走出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的状态(Aufklärung ist der Ausgang des Menschen aus seinerselbst verschuldeten Unmündigkeit)。不成熟的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Verstand)的状态。如果这种不成熟的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缺乏无须他人指导而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决心和勇气,则它就是自己所招致的。因此,Sapere aude!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从中可知,启蒙的目标乃是理性的成熟,而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每个人要勇于独立思考。
康德对于启蒙的界定如此清晰明了,以至于我们要是再去追问何谓启蒙思维这样的问题,似乎显得多余。如果以康德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相当于追问启蒙的思维方式(Denkungsart)或启蒙思维的准则(Maxime)具体是何种形态。换言之,我们主观上有意识地采纳何种思考规则,我们的头脑才算是“开明的”。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启蒙思维无非是独立思考或自己思维。我们可以在康德论著中找到相应的表述。比如1786年的《什么叫做在思维中确定方向?》中,康德这样写道:“……在任何时候都自己思维的准则,就是启蒙。”学界对康德启蒙观的研讨虽然角度各异,但一般都接受此种对启蒙思维的解释。
但是,如果我们细究康德关于启蒙思维准则的各种论述,便会发现,到底什么是启蒙了的思维方式,仍是个有待澄清的疑难问题。从文本来看,康德实际上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解答。自己思维只是其较为直白简单的答案。另有一种表达得较为隐晦、含义更为丰富的解答,亦即自己思维只是起点,完备的启蒙思维还应包括在他人的位置上思维和一贯的思维这两个更深广的层次。后一种解答往往为人所忽略,仍有待于阐发。近期虽已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了康德启蒙思维方式的丰富性,但其论证的重心要么在于启蒙与批判的开放性,要么在于康德启蒙观的演变与成熟,针对启蒙思维方式的专门探究依然是不充分的。就此而言,对康德哲学中的启蒙思维与启蒙的含义加以澄清,仍是一个开放的任务。
本文首先将通过对康德相关文本的引证与解释,阐明启蒙思维疑难之缘起,并提出完备的启蒙思维包括三个层次。本文第二-四节将逐次阐释自己思维、在他人的位置上思维和一贯的思维这三个层次的思维方式之内涵,表明这些思维层次对应着启蒙的原初含义、扩展含义和终极含义。本文最后一节则将论述,康德式的启蒙规划以理性的成熟为目标,以每个人的自我批判为道路,在当代依然有着重要意义。值得说明的是,本文的目标并不是要否定对康德启蒙观的常规理解,而是要扩展之,使之更契合批判哲学的旨趣。
一、启蒙思维疑难及其初步解答
启蒙思维方式的疑难主要源于康德对于理性之三个层次思维准则的描述与定位。我们之所以要聚焦于此,一方面是由于启蒙的目标在于理性的成熟,而这些思维准则正是理性如何达到成熟的规则;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康德本人亦多次明确地将这些准则与启蒙思维联系起来了。启蒙思维的疑难缘起于康德对这些思维准则与启蒙的关系做了两种不同的阐释。
在《康德著作全集》中,讨论理性的思维准则的文字共有四处,分布在下述三个文本中:《判断力批判》(一处)《实用人类学》(两处)和《逻辑学》(一处)。在这些表述中,除了语境稍有不同,康德所提出的三个层次的思维准则之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将这样三条原则作为“普通人类知性”的思考准则,并做了这样的叙述和定位:“它们是:1.自己(独立)思维;2.在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维;3.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第一条是摆脱成见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二条是扩展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三条是一贯的思维方式的准则(der konsequenten Denkungsart)。……我们可以说:这些准则中第一条是知性的准则,第二条是判断力的准则,第三条是理性的准则。”。在《实用人类学》中,康德在两次讨论(狭义的)知性、判断力和(狭义的)理性这三种高级认识能力的时候,将同样的这些原则描述为“达到智慧的三条引导性的准则”。而在《逻辑学》中,康德则将这些准则称为“避免错误的普遍规则和条件”。
就这三个层次的理性思维准则与启蒙的关系而言,康德给出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较为常规的阐释是将第一层次的思维准则(自己思维)等同于启蒙思维。在《逻辑学》中,康德这样评论:“人们可以把自己思维的准则称为启蒙了的思维方式……”而在《判断力批判》中,除了重申启蒙就意味着“自己思维”和“永不被动的理性的准则”,康德还特别强调了启蒙乃是从各种成见、特别是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回到启蒙论文,还可注意到,康德在那里将束缚人们心智的成见主要描述为宗教、政治等权威。综上可知,康德所强调的启蒙思维的常规含义就是摆脱成见的束缚,独立思考。由此,启蒙的思维准则主要体现为一种拒斥外在束缚的思考原则,或者说否定性的原则。康德明确地指出:启蒙毋宁说是人的“认识能力之使用中的一个否定原则”,或者说“理性的自保准则”;正是思维方式中那种单纯否定的东西,如对迷信的拒斥,构成“真正的启蒙”。如果我们以此作为康德启蒙观的标准表述,则其基调乃以破为主。启蒙的基本含义就是走出或脱离(Ausgang)理智不成熟的状态。这是康德对启蒙思维的常规阐释,也是康德学者通常持有的理解。
然而,对于启蒙的思维方式,康德还提供过另一种阐释。在《实用人类学》第一卷结束处,康德先如此叙述和评论理性运用的三条原则:“1、自己思考;2、在每个他人的地位上(通过与人交流)来思考;3、在任何时候都和自身一致的思考。第一条原则是否定性的,是摆脱强制性的思想方式;第二条原则是肯定性的,是与旁人的理解相融洽的扩展的思想方式;第三条原则是一贯的(前后一致的)思想方式。”紧随其后,康德这样写道:“人心中最大的革命在于:从人自己所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走出来(der Ausgang desselben aus seiner selbstverschuldeten unmüdigkeit.)。在这个时候,他才脱离了至今为止由别人代他思考、而他只是模仿或让人在前搀扶的状态,而敢于用自己的双脚在经验的地面上向前迈步,即使还不太稳。”
读者很容易注意到,在定位理性思维的准则时,除了以“人心中最大的革命”替代“启蒙”一词,从内容上看,康德几乎照搬了启蒙的定义。换言之,启蒙作为人心中最大的革命,便是采纳这些思维准则,最终走向理性的一贯的运用。只有这时,人们才走出不成熟的状态。不仅如此,康德此处所描述的自主思考的状态,亦即哪怕是步履蹒跚、也以自己的双脚迈步向前,与启蒙论文中以艰难学步类比启蒙的描述如出一辙。如果我们查看上下文,还可以发现,康德在阐释这些思维准则时,使用了与启蒙论文中一模一样的实例,如公务员执行公务,军官服从命令,平信徒在道德事务上听从神职人员的指令,等等。这都表明,一贯的思维方式才体现了启蒙的真正意蕴。
启蒙思维的疑难指的是:到底是自己思维的准则,还是以一贯的思维为顶点的三个层次的思维原则,真正能代表康德的启蒙观。我认为,后者才是康德启蒙思维方式的完备表述。启蒙思维的三个层次分别是:自己思维、在他人的位置上思维和一贯的思维。启蒙思维准则的三个层次,对应着启蒙的三重含义。或者说,这三种思维方式代表了启蒙的原初含义、扩展含义与终极含义。由此,摆脱成见、自己思维,仅仅是康德启蒙观的初步表述,展现了康德哲学中狭义的启蒙观念。康德启蒙观更为完备和准确的表达,还应该包括后两种涵盖更广的含义。从根本上说,一贯的思维才能体现康德启蒙观的精髓。下文试详述之。
二、自己思维与启蒙的原初含义
第一条“自己思维”的准则,被康德称作“永不被动的理性的准则”。理性的被动或他律,就是依赖于成见,不敢独立思考。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康德把宗教和政治权威看作压制启蒙的主要力量;而在《判断力批判》中,则把认知上的迷信看作启蒙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无论是盲从权威,还是沉溺于迷信,都是依赖于既有的答案和指导,囿于成见,不敢做独立思考。这正是理性的他律。启蒙,在其最直接、最基本的意义上,就是拒斥成见,反对他律。就此而言,启蒙思维首先是否定性的。
应该说,这是康德时代颇为通行的启蒙概念。启蒙就是反对蒙昧,反对迷信,敢于质疑权威,独立于各种外在约束而自己思考。伏尔泰等法国哲人还曾针对传统宗教等权威发出了战斗的宣告。总体而言,康德认同对启蒙的通常理解,持有18世纪启蒙哲学家的典型立场。比如,对于迷信和权威带来的束缚,康德就有着充分的认识。他提出,鉴于迷信作为最大的成见,不易被克服,启蒙是“一件必须艰难而缓慢地实行的事业”。这是因为,人们会不可遏止地去追求超验的知识,用神秘和狂信的方式来满足无尽的求知欲,从而极容易陷入迷信。特别是对于易于盲从的普通民众来说,更是如此。康德所刻画的启蒙的其他障碍,如政治权威,由于其强制力,同样不容易被克服。应该说,康德对于启蒙及其困难的描述是切中肯綮的。
概言之,第一条启蒙思维的准则,意味着一种不依赖于成见、以自身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其要义在于以我为主,从主体视角观照世界,免受权威、迷信的误导。就这个层次而言,一个敢于对成见说不、敢于独立思考的人,就是启蒙了的人。自己思维,就是启蒙的原初含义。
这一思维层次上的启蒙固然极为重要,但仍有其不足。这也是启蒙思维准则必须进一步扩展的缘由。第一个层次的启蒙思维方式,至少在两个方面体现出局限性。首先,按照康德本人的刻画,这是人们在使用其认识能力时的“一个否定的原则”,或“理性的自保准则”;而这对于理性的成熟而言,显然是不够的。人们很容易提出这样的疑问:凡是权威和成见所赞同的,我都要对之说“不”吗?这岂不是如同孩童在叛逆期时常常自以为是,总想对一切“权威”说不?执念于反对成见、自己思考,是否会陷入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境地?或者,人们也可以反过这样发问:成见是否有其合理 性?甚至,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某些成见是经得起理性检验的、有价值的?从哲学史来看,伽达默尔对于传统的正面意义之诠释,亦在提示我们,这些疑问值得认真对待。
其次,独立思考,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设想这样的情况:也许我们做到了拒斥外在的权威,自己说了算,但有没有可能只是固执于自己的成见?无论是自己认知的偏见,还是一己私利造成的观念的扭曲?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人们确实很容易被私人的目的或诉求(特别是自身的利益诉求)所牵引,甚至于执迷于此,以致于所谓的独立思考只是为自己的自私张目。这里是否存在着陷入自我中心主义的危险?或者说,独立思考的充分标准是什么?仅仅是“我说了算”,恐怕是远远不够的。这里的关键是:自己的判断是否同样需要被反思和质疑?
总之,摆脱成见、自己思维这一准则,有两项局限: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原则,自身并不充分;存在着陷入自我中心主义的危险。这两种局限,其实可以归结为一项,即受限于自身的视角,自以为是。为了克服自己思维的不足,人们需要跳出自身的视域,走出个体“独白”的状态,学会站在他者的立场上思考与判断。我们必须从自己思维进展至更普遍化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启蒙思维的第二个准则:在每一个他人的位置上思维。
三、在他人的位置上思维与启蒙的扩展含义
按照康德的界定,第二层次的思维准则属于判断力的准则。考虑到康德将判断力区分为规定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且两种判断能力运思的方向有所不同,即前者是把特殊事物归摄于普遍规则之下,而后者则是从具体事物中“发现”普遍的合目的性,我们有必要稍做澄清。我认为,《实用人类学》中的判断力的思维准则是在规定性的意义上谈的;而《判断力批判》第40节的论述则是从反思或合目的性的角度来谈的。大概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两处的表述其实有着微妙的差异。《实用人类学》中说的是“通过与人的交流”,尽可能地理解他者,使得自己的心智得以扩展;《判断力批判》中是从尽可能多的他者的立场来反思自己的判断。前者的重心在于理解他者;后者则更进一步,要在理解他者的基础上反思自身。当然,无论是哪种意义上的判断力,站在他人的位置上思考这样一种扩展性的思维准则,是一致的。从逻辑次序来说,从他者的立场反思自身的判断,必须以尽可能理解他者的立场、扩展自己的心智为先决条件,否则反思无从发生;而反思则将理解他者吸纳为自身的环节,真正实现了思维的扩展。可以说,反思判断力的准则实际上涵盖了规定性判断力的准则。有鉴于此,本节将以康德关于反思判断力的相关论述为准。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提醒读者,反思判断力的思维准则所涉及的是“合目的地运用认识能力的思维方式”,而其内容意味着:“把如此之多的其他人如同被封闭于其中的那些主观个人的判断条件都置之度外,并从一个普遍的立场(这个立场他只有通过置身于别人的立场才能加以规定)来对他自己的判断进行反思”。这是从他者的角度来反思自身的判断,从而获得一个更为普遍的理解。这被康德称之为“扩展的思维方式”。
那么,如何进行此种扩展性的思维?这包含三个步骤。第一,置身于别人的立场。我们主要是通过交流完成这一步骤。我们倾听他人的想法,与他人交换理由,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角度考虑某一事务,获得对他者的理解。在此,康德借助于判断、而非同情之类的情感来说明这种立场的切换。通过这一步骤,人们不再局限于一己之视域和立场。第二,尽可能地扩展,置身于更多他者的立场来思考,以获得一种更为普遍的立场。这相当于不断地理解、乃至于接受新的他者的立场。这意味着不断排除他者的主观性,走向更为开放、更具普遍性的立场。第三,从普遍立场反思自身的判断。这是由他者的立场反观、评判自己,理解自身判断的意义和限度。为达到一种更为公允的评判,我们应随时准备调整、甚至颠覆自身的判断。通过上述步骤,我们的视域得到扩展。
这种从他者反观自身的反思性思维,意义重大。康德本人极为重视这种思维方式的价值。在和友人的通信中,他不止一次论述过这种扩展性思维的旨趣和意义:“我总是希望,能够通过从他人的立场出发,无偏见地考察我自己的判断,从而创造出某种比我原来的判断更好的东西”;“……不断地从另一些方面来观察对象,并且把自己的视野从微观的考察扩展到宏观的展望,以便采取一切可能的观察角度,这些不同的观察角度可以交互证实他人的最佳判断。”
这种扩展性的思维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批判。一个扩展了的心智会对自身的限度有充分的认识。这样一种自觉,体现了批判的精神。阿伦特把这种康德式的自我反思看作批判性思考的典型:“……批判性思维在现代、或许在全部后古典时代里伟大的代表就是康德,他充分地意识到了批判性思维的意义。……正是通过将批判性的标准运用于自己的思维,一个人才学会批判性思维的艺术。”我相信,阿伦特的论述和评价是恰当的。划界,认识自身的限度,是康德所说的批判之要义。
这一站在他人的位置上思考的准则,构成了启蒙思维的第二个层次,体现了启蒙的扩展含义。这是一种以他者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借此,我们不仅可以避免自以为是,获取对他者的理解,还可以进入一种更为普遍的立场,得到更为合理的判断。这为我们走向一种真正具有普遍客观性的判断,走向一贯的思维,铺平了道路。
当然,我们不能停留于在他者位置上思考这一准则,而是需要继续推进思维的层次。这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他人的立场也可能是偏见,如简单接受之,很可能只是用他人的偏见代替自己的偏见。这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从他者的立场抽身出来,对他者的立场进行反思。其次,启蒙的目标在于理性的成熟,而一个懂得从他者角度思考问题的心智固然要比沉溺在“独白”状态的个体成熟,但依然不够成熟。真正的成熟意味着自足,意味着每个人自身理性的充足性。为此,我们还需要超越他者的立场,回到自身,独立而一贯地思考。
四、一贯的思维与启蒙的终极含义
一贯的思维方式(der konsequenten Denkungsart),就是“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的准则。究竟该如何思维,才可以说是一贯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阐释如下:“第三条准则,也就是一贯的思维方式的原则,是最难达到的,也只有通过结合前两条准则并对它们经常遵守变得熟练之后才能达到。”从康德的这一解释来看,一贯的思维涵盖了自己思维和在他人的位置上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不仅如此,一贯的思维还要求我们最终要从他者的立场重新回到自身。要实现理性能力的完备运用,必须在接纳、反省自身与他者立场基础上,最终“与自己一致地”思考,才能达到理性的一贯性。
如何贯彻一贯性思维的原则?兹以实践哲学为例。康德这样表述道德法则:“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做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按照这一法则,是否符合一贯性的要求,体现了道德与否的分野。我们可以考虑这个例子:一个人企图通过虚假的承诺骗取金钱,奉行的是自利的准则;这个准则一旦普遍化,成为客观的法则,如同自然法则般普适于一切场合,则“任何人都不会再相信人家对他做出的任何承诺”,这将会取消承诺本身。可见,一个不道德的准则,将是不能一以贯之的,自我挫败的。而合道德的准则,比如慈善,自我发展,可被普遍化为客观的法则,因其体现了理性意志的一贯性。
如果我们按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提示,从熟练遵守前两个准则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如何达到一贯性思维,则其基本操作方式是:借助自我与他人视角的切换和调适,最后达到一致性。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思维、站在他人立场思维、一贯地思维,可被视为一个逐步推进的程序。前两种思维方式正是一贯性思维的环节。
我们还是考虑康德本人给出的一个实例。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康德曾借助意愿上的冲突,来说明我们为什么有道德义务去帮助他人。如果以三个层次的思维来重写康德的论证,那么,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冷漠旁观的准则普遍化,正是基于如下思考。第一,我们自己会在某种困难情况下想要得到帮助——这是立足于自己的处境思考,或自己思考。第二,我们换位到其他处于困境中的人的位置上,可以判断他们也想得到帮助——这是站在他人的位置上思考。我们还可以换位至旁观者的角度,设想他们将如何判断——这相当于站在更多他者的位置上思考,以获得一个更为普遍的立场。第三,我们反躬自问,如果我们愿意自己得到帮助、却在他人需要我们帮助时冷漠旁观,自己在意愿上能否达到一贯性,是否会陷入自相矛盾?——这就是与自己一致地思维。按照这一程序思考,我们确认了帮助他人的义务。必须强调的是,这里首要的关切并非利益,而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能否保持自身意愿的一贯性。可以说,就实践事务而言,一贯的思维在于:主体在与他者(哪怕只是假想)的互动中达成一致。
广而言之,一贯性思维的原体现在康德哲学的各主干部分中。在理论哲学中,理性的一贯性除了表达为逻辑规律的同一律等形式一贯性要求,更体现为康德对科学认知界限的澄清。知识应限于可能经验的范围,不能越界,一旦越界,想要言说超验的领域,就意味着各种谬误与背反(不一致)。就实践哲学而言,道德法则及其相应的普遍化检验是典型的一贯性思维之体现。在某种意义上,鉴赏判断亦可理解为追寻一贯性:鉴赏者希望有权要求他人认可自己对于美和崇高之判断,要求得到普遍认同。由此可见,一贯性思维构成了康德思想的基本原则。
如果我们超出康德哲学,从更广阔的视域来看,还可以注意到,对于如何进行一贯地思考,当代康德主义者亦给出了各种操作方式。比如,康德主义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所设想的多重交互换位思考,就是一种可行的做法。罗尔斯所构想的原初状态下的协议,也可以视为实现康德思维原则中所蕴含的交互性要素的尝试。罗尔斯对平等的论证,就主要着眼于这一点:在原初状态下进行协商时,没有人会同意自己被区别对待或受到歧视,人们希望获得对等的待遇。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无论是其普遍化原则,还是商谈原则,亦无非表达了一种契合当代后形而上学处境的、互主体的一贯性思维模型。
理性一贯性的思维方式,是康德哲学中启蒙思维的完备体现。这可视为广义的启蒙,或启蒙的终极含义。我们可以把启蒙思维理解为一种自律的思维。沉溺于成见中,乃是思维的他律。最大的成见,是迷信和权威。所以,启蒙思维的第一步,是破除迷信和权威,进入到独立思维的层次。但是,启蒙更大的障碍,很可能并非外在的权威,而是内在的自身利益和个人偏见之弊。正如王阳明所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为此,我们需要借助他者的立场,反观自身,破除自身判断的狭隘性。这是走向自律思维的第二步。自律思维最终的体现,或第三步,是达到自身与他者之间相互调适后的理性一贯性。这是真正的自律。而从康德乃至康德主义的传统来说,自律正是自由的本真表达。因此,自律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自由的思维方式。自律与自由,意味着理性的成熟(Mündigkeit)。这是康德启蒙思维的最终旨趣。
五、启蒙、批判与理性的成熟
综上可知,康德哲学中的启蒙思维包括三个层次。破除成见、自己思考,乃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扩展性的思维方式:借助换位思考而走向更普遍的立场。最后,在充分的换位思考之后,人们还需回到自身,进行一贯的思维。理性一贯性乃是启蒙思维的最终表达。这三个层次的思维准则,对应着康德启蒙观的原初含义、扩展含义和终极含义。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旨在扩展对康德启蒙观的常规理解,使之更契合批判哲学的旨趣。若仅从字面上看,本文对康德启蒙思维方式的广义阐释,与康德本人对启蒙的某些说明,并不完全一致。无论是比照启蒙论文中的经典定义,还是《判断力批判》中某些的提法,均是如此。为此,有人可能会质疑本文的解读之必要性与合理性。对此,我有两点说明。
首先,我想强调,本文无意于否定对康德启蒙观的常规理解,而只是要论证,自己思维只是康德启蒙思维的第一步,必须结合扩展的和一贯的思维方式,才能完备地理解康德的启蒙观。其次,更为关键的是,“突破”康德文本的某些字面表述,对其启蒙思维做更为宏大和正面的理解,能更好地凸显批判哲学的真精神。如果我们将康德的批判哲学视为启蒙思想的典范,并考虑到批判与启蒙共同的目标都在于理性的成熟,则康德式的启蒙思维应当被阐释为一贯的思考方式。这是因为,无论是摆脱成见、独立思考,还是在他人立场进行扩展性思考,两者均有其局限性,不足以完全表达理性的成熟。只有自律的思维才意味着理性的成熟。而按照康德的界定,自律体现在普遍的、一贯的思维之中。为此,我们必须将康德的启蒙思维扩展至一贯的思考方式,其启蒙观才是自足的,并与其批判哲学是一致的。
进而言之,如果我们认同康德哲学是启蒙思想的典范,且其精髓在于通过理性的自我批判达到理性的成熟,那么,真正的启蒙就是学习批判性的思维。启蒙就是经由自我批判而达到理性的一贯性,实现理性的自律。可以说,启蒙与批判有着共同的道路与共同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理性成熟的目标是适用于一切人的。由此,启蒙并非针对少数精英的阳春白雪般的高深教养,而是针对一切人的普遍教养。就启蒙与批判作为共同的事业而言,自我批判是每个人走向理性成熟的必由之路。
如果我们回到康德的启蒙格言,并追问什么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那么,答案就是敢于采纳独立的、扩展的和一贯的思维准则。这种勇气体现在将批判指向自身,在自身之中追寻理性的一贯性。哪怕为此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要直面自身的限度,也要将启蒙进行到底。这意味这必须战胜内心的怯懦和怠惰,意味着自我批判和思维的自律。这是“人心中最大的革命”,确实需要勇气。
启蒙的任务意味着,每一个人不仅仅需要独立思考,更需要扩展性的和一贯的思考。只有这样的思考,才能帮助我们在交互主体的层次上实现沟通与理解,以便确立不同社群和谐的共同生活之底线。在当下,这一任务显得尤其必要和重要。现实中的交流越是丰富与热烈,各种误解与冲突越是层出不穷,批判与启蒙的意义就越是显著。当代人应始终这样提醒自己:要敢于恰当地使用自己的理性,使之更趋成熟。如果我们对照苏格拉底对雅典公民所提出的改善灵魂之问,康德关于启蒙的思索和追问,或许可以被看作当代人所应面对的“苏格拉底之问”。是否有勇气坚持一贯的思维?这对每一个人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