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启蒙是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展开的。这种批判虽然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评价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上却严重失真。于是，还原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人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真相，就成为了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前提性问题。事实上，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有着十分强烈的批判意义。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突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建构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毛泽东哲学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编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当时出版的多个版本的教科书中，有三本书最具典型性：一本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按照从一般到个别的逻辑序列来讲毛泽东思想；一本是冯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按照一般寓于个别之中的逻辑理路来讲毛泽东的实践的认识论；一本是刘丹岩、高清海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从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结构入手来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结构。这三本书的中国特色，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第二次结合”中的哲学观念。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并没有否定这一时期的哲学观念，而只是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认识论功能，而恢复了它的社会的、教育的功能。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完美结局。

【关键词】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陶德麟；艾思奇；李达；冯契；高清海

作者简介：何萍，湖北武汉人，哲学博士，（武汉430072）澳门37000Cm威尼斯教授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院驻院研究员。

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22年第4期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建构（1959年-20世纪60年代）

（二）冯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的中国特色

冯契主持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上下册）是一部至今未正式出版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这本教科书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是，它对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编写的状况及所达到的理论水平，十分重要。

我们之所以强调冯契主持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上下册）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文本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这本教科书与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在体例上、在论述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带有更加浓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冯契能够主持编写出这样一部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是与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成长经历紧密相关的。我们知道，冯契和艾思奇都是经历过延安文化洗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是，他们俩人的成长经历有着很大的差别。艾思奇在去延安之前，已经写过《大众哲学》，翻译过由苏联著名哲学家、科学院院士米丁主编，十位苏联哲学家编写的《新哲学大纲》（该书的原名为《辩证法唯物论》，艾思奇将这本书改名为《新哲学大纲》是为了出版便利）、写过《思想方法论》一书。这些都表明，艾思奇在去延安之前，已经受到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烈影响，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所以，他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身份去延安，接受延安文化洗礼的。也就是说，他是先接受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再接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道路上给予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个极其深刻的影响不是别的，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一个先于个别的一般的观点。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观点，所以，他即便不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作为一般，也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去找一个一般。当他带着这一观点去编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时候，也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编写思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为出发点和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个别。与之不同，冯契是读毛泽东的著作成长起来的一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智慧说三篇〉导论》和《毛泽东同志关怀青年的学习》中讲到自己成长为哲学家的道路时，强调了几个重要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在大学期间师从金岳霖，开始研究中国哲学，思考知识与智慧的问题；第二个环节是在抗战期间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第三个环节是在延安期间听毛泽东讲哲学课。在这三个环节中，第一个环节给予了他持续终身的哲学问题，这就是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个环节和第三个环节给予了他持续终身的治学思路，这就是沿着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的路子走。他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中特别强调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对他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影响。他写道：“我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开始读得很杂，读苏联人写的书，读中国人写的书，包括李达、艾思奇等人的著作，也直接读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但最使我心悦诚服的，是在抗战期间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受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可以说，这本书是继《资本论》之后，运用辩证逻辑的典范。《新民主主义论》，我是到昆明以后才读到的。这本著作对一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一个历史的总结，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原来困惑着我们许多人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一个农民国家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等等，当时在爱国青年中间常争论不休。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历史特点，并把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考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得许多疑问、困惑迎刃而解，从而对一百多年来政治思想上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历史性的总结。与此相适应，在文化上，毛泽东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亦即‘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既反对了全盘西化论，又反对了中国本位文化论，正确地解决了文化领域中的古今、中西的关系。毛泽东是站在哲学的高度来解决问题的，他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一词，既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所以，这个词集中地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这个概念把客观过程的反映、主观能动作用和革命实践三个互相联系的环节统一起来，而实践则可以说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桥梁。正是运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在《实践论》等著作中阐明了认识运动的秩序，并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显示了辩证逻辑的威力。这些都是毛泽东在哲学上的重大贡献。毛泽东的著作回答了现实中面临的迫切问题，所以，他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哲学即对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辩证逻辑的阐发使我觉得很亲切，也使我感到真正要搞哲学，就应该沿着辩证唯物论的路子前进。不过，在苏联模式的教科书中，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只讲知识理论，没有讲智慧学说。因此，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哲学任务，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冯契在接受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之前，虽然读了苏联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读了李达、艾思奇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对他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而真正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更是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解决了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科玄论战、中西文化论战中的中西文化关系的理论问题，也启迪了他寻找解答一直困惑他的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之路。于是，他认定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认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要沿着毛泽东的实践唯物论的路子走下去。当他把这一哲学观点贯穿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编写之中时，就形成了与艾思奇相反的编写思路，这就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个别讲起，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个别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这里的一般不是抽象的、枯燥的几条哲学基本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富有生命力的实践认识论的观点。由于采用了这样一种编写思路，冯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不同于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也就更不同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了。这应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上所做的大胆的、有价值的探索。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虽然在当时并未被采用，也没有刊印出版，但在今天看来，对于我们研究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中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到解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从建构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进到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理论的学术理路，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鉴于此，我们坚持把这本至今尚未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提出来，将它与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对比研究。

在评价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中所发生的有关编写体例的争论，在冯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中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不是因为冯契主编的这本教科书从未出版过，而是因为冯契主编的这本教科书，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叙述的方式和叙述的内容上，都不同于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理解和阐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点，我们只要列出冯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的体例和叙述方式、叙述内容，就清晰可见。

在编写的体例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分上下两册，共由十七章组成：第一章是全书的绪论部分；第二、三章是认识论部分，标题分别为“实践和认识”、“真理和错误”；第四章至第九章是唯物论和辩证法部分，其中第四章“世界的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讲物质存在论，第五章至第八章分别是“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否定规律”、“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第九章专讲方法论，在“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这个章标题下分三个小节，即“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唯物辩证法的工作方法”、“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其中“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方法论基础；“唯物辩证法的工作方法”讲的是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第十章至第十七章是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从结构上看，这十七章可分为三大块：第一大块是认识论；第二大块是唯物论辩证法；第三大块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这个结构，该书有一个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生活现象，运用于研究社会。如果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由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演而来，而不是研究历史的结果，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认为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就只适用于自然界，那显然也是错误的。虽然作为统一的物质世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有本质的不同，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是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可以不包括历史唯物主义。把两者分割开来，显然也是不正确的。”这一说明突出了这本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把认识论和方法论置于第一的地位。这一特点是通过两个定义来表达的：第一个定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这个定义中的世界观不是别的，就是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以，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论辩证法具有同等的地位，它不是像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所定义的，是唯物论辩证法的从属部分。第二个定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的结果，而不是“由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演而来”。这个定义的关键是把“研究”与“推演”区分开来：“推演”讲的是理论与理论之间的一种逻辑关系，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运用于说明人类历史运动的结果，因而它是从属于辩证法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讲的是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系，讲的是理论化方法、方法化理论的辩证关系，具体地说，是指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要经历一个将理论化为方法，再从方法到理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方法是连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中介，因而它在结构层次上是高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是将两者统摄为一个整体的原则。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中就具有了同等的地位，它们同是唯物主义的理论，同属于方法，而这个方法既适合考察自然界的规律，也适合考察社会历史的规律。根据这一说明，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关系是：认识论是第一位的，它在逻辑层次上高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处在同一逻辑层次上，是认识论之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这两个方面是通过方法论而建立起联系，方法论也因此而成为了连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中介。这一逻辑结构与毛泽东提出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思想是一致的，准确地说，是对毛泽东的“哲学就是认识论”思想的阐发。

与编写的体例相一致，该书的叙述方式是以毛泽东的“哲学就是认识论”为主线，论述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毛泽东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显著特点有三个：第一个是强调实践的观点，强调实践对于解决人们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的作用。在毛泽东看来，实践是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既是改造自然世界的活动，也是改造人类社会的活动，这种活动的认识论意义就在于，能够帮助人们确立自我意识，建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而认识外部世界，证明外部世界的物质性和人对外部世界的可知性，这是实践对于人们确立外部世界的物质存在观念、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律的意义。第二个是强调方法的具体性。所谓方法的具体性，就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原型进行剖析和研究，揭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建构具有中国元素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这个理论，就其中的中国元素而言，是具体的；就其中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而言，是一般。毛泽东在延安讲《实践论》、《矛盾论》，就是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个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讲哲学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理论这个具体来讲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第三个是强调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思想工作方法来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就抓住了毛泽东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这三个显著特点，通过阐发毛泽东哲学这个理论的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这种讲法贯穿于全书的各个部分。在绪论部分，该书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讲起，而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意识形态斗争讲起，从1951年开始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1954年后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再到1958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讲起，通过分析这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斗争，说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哲学世界观上的对立，说明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对立及其实质。在认识论部分，该书通过阐发毛泽东《实践论》的基本观点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一般原理；在唯物论辩证法部分，该书通过阐发毛泽东的《矛盾论》的基本观点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论和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该书通过阐发毛泽东的社会矛盾理论来讲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构成了该书的独特的叙述方式，即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理论的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这种讲法显然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只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不讲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也不同于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从一般讲具体，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具体作为一般的特例来分析。

与该书的叙述方式相一致，该书在内容上着重论述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该书在第一章第四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中，提出了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不能只讲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的思想，还要讲毛泽东在其他著作中的哲学思想。该书指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只是集中地表现在他的哲学著作中，而是表现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他有许多著作不只是政治著作或军事著作，也是哲学著作”。这就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领域扩展到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并且指出了研究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根据。第二个原则，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角度讲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该书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贡献概括为四点：第一点，“毛泽东同志不仅根据马克思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原理，将阶级性、实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最显著的特点非常明确地提出来，而且深刻地将它发展了”。这里所说的“将它发展了”，是指从认识论的角度，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从而打通了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之间的关系。对此，该书指出：“在毛泽东同志的每一篇著作里，阶级分析都是非常深刻的，阶级观点都是非常明确的。即如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不论是对资产阶级，不论是对农民的分析，都是非常精辟的。特别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像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有时尖锐，有时比较缓和。这种斗争，要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才会熄灭。这样，他就把整个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和表述出来，这样，他就以新的贡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尤其，他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改造世界的重大意义，强调实践对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性的同时，将实践观点同群众观点一致起来，指出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实践。这不能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第二点，“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在强调实践在认识过程的意义的同时，还强调认识的能动作用”。毛泽东将认识的能动作用运用于说明人的精神文化建设，就提出了“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不但以精确的科学的语言表达了真理发展的规律”，而且还“为人们指出了改造精神面貌的具体途径”。第三点，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最全面、最深刻和最生动的阐述”了“被列宁称之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这包括毛泽东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的说明、对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对于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分析、对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关系的说明等等，还有对量变质变关系的说明、对否定之否定及事物的上升运动的说明、对范畴的辩证分析，等等。第四点，毛泽东“提出了区别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两者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原理。在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特别强调人的因素所起的强大的作用，在生产关系方面在社会主义所有制解决之后，特别强调改进人和人、部门和部门、单位和单位相互关系的重要性；提出了在经济建设中要大搞群众运动，明确提出除了党的领导以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因素；最后，提出了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步骤和条件。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这四点贡献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新思想，而且涉及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该书以毛泽东的这四大贡献为核心内容，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不仅讲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中国特色、中国内容，而且讲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时代内容。

从编写体例到叙述方式和叙述内容，冯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观念。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不应该是千篇一律的，不应该是一个模式，而应该是民族的、时代的。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改革所做的一个大胆的尝试。这个尝试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达到的理论高度，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遗憾的是，由于这本教科书至今未公开出版，所以，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研究中，中国学术界至今还是以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为唯一的文本。

（三）刘丹岩、高清海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中国特色

《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由刘丹岩和高清海于1956年写的三篇论文汇编而成：第一篇是刘丹岩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与联系》；第二篇是高清海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哲学与社会学的统一和分化》；第三篇是刘丹岩与高清海合写的《再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1958年，这部著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虽然是由三篇论文汇编而成，但主题却是一个，即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变革问题。这个主题表明，早在中国着手大规模地编写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例结构进行批判性思考了。这一思考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是如何破解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又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如何用唯物辩证法来构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因此，我们要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了解中国人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中国特色，不能不重视这部著作。

1996年，高清海在编自己的哲学文集——《高清海哲学文存》时，特别重视这部著作，他将其中的第二篇，即他本人独立完成的一篇，收入了《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并列入“体系改革思想溯源”栏，单独成篇。在收入这篇论文时，高清海只是将论文第四部分的标题改成了“哲学与科学”，使该论文主题更加突出，而将原来的标题“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移入该目下的正文开头，其他的章节和文字都没有改动。对此，高清海作了一个专门的说明：“这篇文章是我早年写的，其中基本观点虽然后来变化了，但很多思想的连续轨迹还是很清楚的。现在把它作为‘历史’档案放在这里，所以叫做‘体系改革思想溯源’。读者从中可以看到，那时不只思想、观点有很大局限，连语言风格也与现在的不同，明显表现了受到苏式翻译语句影响的痕迹。当时能够看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译本，译文都不够准确，有的还是苏联出版的中译本，语言更是‘蹩脚’。为了保持原貌，这些都未作改动。”在这里，高清海对他的论文所讲的，也适合于这本著作，而从他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刘丹岩和高清海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作的理性思考。高清海在这里所说的时代局限性，主要是相对于理论思考或语言的表达而言的，并不是指的政治思想上的批判。这在政治压倒学术的年代，是十分难得的。而他提到的“很多思想的连续轨迹”，更是道出了这本书的逻辑理路与他后来解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逻辑理路是相通的。正是这种逻辑理路的相通，决定了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并且使这种学术价值既不限于当时，也不限于20世纪80-90年代，就是在今天，对于我们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段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都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从这个角度看，高清海这里所说出的具体观点的局限性，是这篇论文的次要方面，而他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结构的批评，才是这篇论文的主要方面，因而应该是我们今天阅读和理解这部著作的重点。

刘丹岩在该书的第一篇论文《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的开篇写道：“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是真正科学的哲学或宇宙观。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真正科学的社会学或历史观。”这是该书的核心观点。值得提出的是，这个观点的提出，其实也是受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术界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哲学界相继产生了三个思想派别：一派是德波林派，又称“辩证法家”；一派是机械论派，又称“机械论者”；一派是斯大林以及支持斯大林的职业哲学家M·米丁、Φ·康斯坦丁诺夫、Π·尤金等人。这三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斯大林派主张的，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应用”；另一种观点是机械论派的代言人布哈林主张的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社会学”。布哈林提出这一定义，旨在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这些具体科学的抽象。他把这种抽象出来的理论定义为“社会学”。所以，在布哈林那里，“社会学”不是指的实证科学意义的社会学，而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学。刘丹岩和高清海在批判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时，借用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的定义，但又不停留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论述上，而是把它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通过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基础和思想起源，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应用”这一定义的不科学、不合理之处，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简单地区分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是不合理的。对于这些观点，高清海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哲学与社会学的统一和分化》一文中，通过考察哲学史上出现的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分化过程给予了论证。

在论文的第一个部分，高清海论述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哲学的研究对象形成的意义。他考察了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哲学的宇宙观形成的意义，考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哲学对象变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考察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意义。通过这些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又终结了旧哲学，促成了哲学的变革。从这时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唯物主义，“既不是包罗一切科学的综合知识体系，也不是压在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共性出发研究世界、以世界整体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为对象的科学”。这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紧接着，高清海指出，这还只论及到了哲学与科学关系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这个方面应该是哲学与科学关系的更重要的方面。

循此思路，高清海在论文的第二个部分专门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发展中的形成”。高清海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发展的成果。社会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根本特点，就在于它不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而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关于社会的本质的问题”，亦是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不能理解，旧唯物主义也未能弄清楚。17、18世纪的哲学家们，比如霍布斯、斯宾诺莎、法国唯物主义者，都研究过人和社会，但他们都是从外在自然的观点来看人和社会，把人和社会归于外部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从而“把人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仅仅归结为生物的或自然物质的存在”，而当他们用这一观点来说明人的精神和意识时，就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黑格尔是第一个从人本身来说明人的本性的哲学家，他认为，“人的本性就存在于人这个概念的内容之中”，“人的实在性，就在于是一种思惟的实体的存在，是宇宙精神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表现”[。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充满了辩证法，但却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这一唯心主义观点受到了费尔巴哈的批判。费尔巴哈认为，“人决不是一个所谓观念的理性的存在，人是一个有血有肉并处于与自然同一关系中的‘感性存在’”。但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感性存在”是自然肉体的、生物的存在，这又使他对人的说明退回到了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的水平，依然没有解决人和社会的存在问题。真正解决人和社会的存在问题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对于人的本质问题——这个作为全部历史科学基础的根本问题的科学说明”。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个社会关系是从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出来的，“而这种社会实践的性质就构成了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系统地阐发。正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社会实践及其对人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社会学的研究才突破了以往抽象空洞的概念式研究，转向了对现实的、实在的人的研究，从而成为了一门科学。由此，高清海得出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社会学的科学基础，把社会学推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这同时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这样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就是科学的社会学的别名。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不仅把社会学或历史学变成了科学，与此相适应的，同时也把其他一切对社会的认识置于科学的基础上了。”

仔细分析，高清海的这一结论中所说的社会学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是社会科学下的各分支学科，这是具体科学的意义上的社会学；一层是理论的社会学，这是抽象意义上的，准确地说，是辩证法意义上的社会学，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用语混乱的问题，但是，如果联系上下文进行阅读，其中的意思还是十分清楚的。在这里，高清海采用“社会学”这个术语，是要说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推演出来的，而是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因此，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这就是人的本质的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历史辩证法。由于这一区别，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应用”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正如高清海在具体论证这一观点时所指出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内的具体应用’这一公式，在本质上自然是无可非难的。但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公式或定义却并没有揭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实质。很明显，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用逻辑演绎的办法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中产生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理论对社会历史进行了具体研究的结果。”；“因为如果过分夸大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之理论演绎结果的性质，很自然会看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理论内容从而得出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独立科学地位的结论。”可见，高清海不是抽象地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内的具体应用”这个定义，而是反对把这个定义当作僵化的公式、一种演绎方法，来讲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以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来讲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认为，这样讲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只能是见物不见人的抽象理论。与之相反，他主张用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来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辩证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是运用辩证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现象提出来的理论。也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方法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所说的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不是逻辑推演的关系。高清海这里论述的观点与冯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初稿）》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明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高清海是以问题式的研究对这个观点作更详尽的分析和论证，他也由此深刻地揭示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走向教条主义的理论根源，击中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要害，同时，也表明，重视认识论的辩证法，突出认识论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先在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根本特点，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中国特色。

由此可见，刘丹岩和高清海合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一书，虽然不是一本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没有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基本原理，但是，它却表达了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例结构的一种理解和思考，从而表明，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无论是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问题，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这个论题而展开的，都是为着建构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研究成为了一种研究范式。

在这一研究范式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了三个方向的研究：一个方向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结构和基本原理，这其中包括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及其基本原理的批判性思考。一个方向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阐发的基本原理为核心内容，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五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哲学笔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个方向是研究毛泽东思想，主要是阐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这三个方向的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三个三级学科，共同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解构（1978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

1978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编写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以大规模地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开始，却以解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结束。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什么带来的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编写的昌盛时期，反而是这个时期的结束呢？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一学术现象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当时改革开放的学术环境中去寻找原因，也可以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例、结构和论述上的不足去寻找原因，但是，这所有的原因都是外在的和次要的，而不是根本的。在我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功能，把一个本来只具有应用功能、教育功能的话语体系夸大成了一种具有科学研究功能的话语体系。这一点，我们只要分析一下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专家们对当时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困难的反思，就一目了然了。

自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修订出版了多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其中最主要的有：萧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1991年出修订本），萧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1991年出修订本），高清海主编、舒炜光、车文博、张维久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册）、1987年（下册）出版），肖前主编、黄枬森和陈晏清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第1版、1984年出第2版、1990年出第3版、1995年出第4版、2004年出第5版），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合著的《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辛敬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实践的唯物主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等。还出版了一批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理论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有：高清海著《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肖前等主编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和陆剑杰著《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等。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也发表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论文。这些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和相关的研究论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例和结构的改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内容的更新，尤其是在如何贯穿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上，作了许许多多的思考和尝试，但却有两个大的困难始终无法解决：一个是无法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一个是无法将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有机地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之中。

就第一个困难而言，首先有一个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即是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解为把现存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呢，还是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解为理论服从实践，根据社会实践的新发展，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新的哲学观念？这两种理解，抽象地看，并不矛盾，但在实际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哲学思想变革的瞬间，这两种理解必然产生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在这个矛盾和冲突中，前一种理解通常是固守旧的理论观念，要求实践服从理论，把实践变成理论的实例。我们常说的教条主义就是从这种理解中产生出来的。与之不同，后一种理解通常是力求哲学观念的变革，要求理论服从实践，以发展了的、新的实践来检验已有的理论，说明已有理论的限度，并根据新发展起来的实践的需要，创造新的哲学理论。很明显，这里表现出来的理解上的差别，实则是新旧观念之争。旧的观念坚持以理论为标准，而新的观念要求以实践为标准。1978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就是要校正人们在旧观念下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不正确的理解，要求把实践置于第一的位置，强调理论服从实践的需要，从而确立正确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观点。但是，要把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这样一种新的理解落实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上，实际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确切地说，是一个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应用体系、教育体系，并不是一个研究体系、思想创造的体系，它的任务只是通过逻辑演绎的方法，把一个已经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完整、清晰地叙述出来，而不是把新旧理论加以揉杂，去创造一种新的理论体系。这一特点，注定它不能满足实践对理论创造的需要。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展修改和重新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目的恰恰是力求理论的创新，要求把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取得的新成果综合到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之中，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更新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内容，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研究功能，使之能够进一步引导中国学术的研究。这实际上是向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提出一个超出它的功能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对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修改和重新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能够做的最有效的工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话语体系进行解构。这种解构工作，首先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话语体系以外的研究，具体地说，来自于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之后，中国学术界开展的认识的主体性和价值问题的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文化哲学的研究、生产力标准的讨论等一系列的讨论。这些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并不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规范，相反，是来自于不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规范的束缚，由此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编写是两回事，而不是一回事。既然如此，那么，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来说，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来自于那些主持修改和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专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有的话语体系的深刻反思和检讨。这种反思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编写困难的反思，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话语体系的局限性的反思。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是当时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最具有突破性的一本。这本教科书的最大长处，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相统一的观点，以主-客体关系为主线，建构实践主体论的哲学。这个体系的确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有很大的不同，也融入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话语体系的限制，这本教科书依然无法解决变革时代提出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对于这一点，高清海毫不隐瞒。在这本教科书的《序》中，他直接指出了这一困难的症结所在。他认为，这里的困难当然有一个旧的体例和结构已经过时的问题，但最根本的，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系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想建立而未来得及完成的那个体系”是不相吻合的，所以，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不可能完全表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联系”，而只求能够表达出其中的“若干合理的思想和内容”，“何况有些问题虽已认识到，能否贯彻到内容中去还是另一回事”。在这里，高清海虽然没有说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体系，没有指出这个哲学体系的性质和思维方式、研究方式，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区别所在，更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体系上去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建立的哲学体系的根本区别，但是，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已经明确地意识到我们现在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创立的哲学体系是有区别的，也意识到对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无论如何改进和重新构造，都不可能讲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思想内容，更不可能创造中国现时代所需要的新理论和新观念。这种不可能性一旦明确的提出来，就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已经突破了那种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建立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新观念，而这种新观念的确立所带来的，不是坚守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话语体系，而是对这一话语体系进行重新定位，即消解它的认识论的，或理论创造的功能，而恢复它的社会的，或教育的功能。

就第二个困难而言，首先有一个如何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编写原则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起源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任务，是宣传和普及一种正确无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被视为正确无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通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家阐发出来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些理论大家通常是一定时期被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考茨基、斯大林等等。这些理论大家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们思想的正确性也是不容怀疑、不可批判的，而那些与这些思想家不同的观点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而被排除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阵营之外，是不能写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只能讲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思想，而不可能讲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思想，更不可能讲不同派别、不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编写的这一原则，决定它不可能在旧的原理教科书中容纳新的理论内容，如果硬要容纳的话，那也只能加上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新例证，去证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意义。这就给20世纪80-90年代修订和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出了一个难题，即如何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完全不同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容融合起来呢？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与实践唯物主义分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属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而自1978年以来，从认识的主体性和价值问题的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文化哲学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则属于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这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是不可能融合为一的，更不可能写进同一本哲学教科书之中。如果说有一本哲学教科书能够把这两种不同传统的哲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有条理地叙述出来，那么，这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科书，而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科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只允许讲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是唯一正确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不可能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传统及其论争。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科书恰恰是要通过叙述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不同哲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来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的变革，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和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两本教科书的不同要求，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的话语体系在价值功能和社会功能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话语体系的价值功能和社会功能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教育，总之，它是直接服务于意识形态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体系的价值功能和社会功能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观念的创造，它是以知识结构的创新和变化来为意识形态提供理论根据，总之，它是间接地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编写原则所规定，要写出一本适合新时代变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和实践唯物主义这两种哲学传统中两者择一，而不可能将两者融合为一。而这一时期修订和重新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原则恰恰是要将实践唯物主义纳入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系之中，将这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融合为一，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编写的原则，也大大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编写的知识限度和价值功能，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对于这一困难，萧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发展和改革》一文中进行了分析。他指出：“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对我国解放思想所起的深刻作用，使我们认识到：应该把实践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贯彻于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斯大林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和推广的论点，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割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是不合理的。可是，当时，我们自身的理论准备不足，哲学界对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认识也存在着严重分歧。一本教材要为大家所接受，不能不对现状有所迁就，因此，我们并没有完成建立统一的实践唯物主义的任务。这两本书的出版，虽在中国得到好评，但我们自己是不满足的。于是便有了1994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萧前主编、黄楠森、陈晏清副主编）的出版。”然而，“这本书还不是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精神指导下精心完成的作品，而只是争得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为理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萧前的这一分析，指出了1978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的深刻变化，点出了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阐发的理论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尤其与斯大林阐发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是不同的，因而是很难融合在一起的，但是，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又不得不“有所迁就”。他所道出的这种无奈，刚好证明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作为科学研究体系，是不合理的，即便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也还需要有足够的理论准备。这里所说的理论准备，就是新的理论的形成，而这种理论准备在20世纪80-90年代并不具备。这又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编写对于新理论的依赖性。

上述两大困难及其解决的结局，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消解的内在必然性。它表明，即便是再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也不可能满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进入社会实践，发挥其理论创造的功能，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有一个合理的定位，即消解它的研究功能，恢复它的教育功能。与之相应的，是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体系。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自萧前主编、黄楠森、陈晏清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高清海主编、舒炜光、车文博、张维久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这两部影响最大的教材出版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不再把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列入科学研究体系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编写中遇到的两大困难的解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时代的结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研究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