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左宗棠是晚清少数最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之一，在《家书》中对“成人”优于“举业”的核心价值取向三致其意，反复叮咛。概而言之，其所谓的“成人”目标大体有三重意蕴，一是向圣贤学习，努力做个好人、好秀才，而不是在“举业”如何成功，然后做大官，发大财。二是立志向学、勤苦为学，在学习的过程中保持一种敬慎的人生态度。三是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学“有用之学”，不是一味学习八股文，以求科名。左氏《家书》中所表现出的“成人”优于“举业”的核心价值取向，与他作为政府官员，提倡科举以奖诱人才的主张并不矛盾。《家书》对子女提出的读书做圣贤，做好人等要求，强调人才必以德为先，举业次之，实际上是以德统才，但不废才。左氏《家书》中所体现出的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对于当今社会家庭教育普遍重视才艺、智力而忽视“成人”之德的风气而言，具有极强的启迪意义。而他在戎马倥偬之中，仍然不忘记教育家中儿子、女婿，对于当今的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而言，也具有极强的启发意义。

相对于近几十年来的曾国藩《家书》研究热而言，学术界对于左宗棠《家书》的研究要冷清得多。个中原因当然很复杂，本文暂不去探究，但我们在此要指出的是，左宗棠的《家书》，无论是在晚清家庭教育史上，还是在整个中国家庭教育史上，均当占重要的一席之地，特别是其中有关“成人”优于“举业”的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在今天家庭教育普遍关注孩子成才而相对忽视孩子人格成长的风气里，可能更具有极强现实启迪意义。而作为晚清封疆大吏，在极其繁重的军国诸务空闲，仍然不忘教育自己的子女，对于我们当今社会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亦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通过对近些年来有关左宗棠家庭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发现，学者们通观左氏家庭教育思想的成果较多，而专门以《家书》为中心，阐发其家庭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的成果较为少见。扼要地讲，有一些间接的相关成果，如孙占元在《左宗棠评传》（下）第四章“左宗棠的教育思想”之中，较为集中地关注了左氏早年与长子孝威的多封家书，透过家书的典型材料，阐发了左氏家庭教育思想中重视实学、经世致用、自强独立等价值取向。周险峰、吴绿霜、黄香琴等人，则比较宽泛地研究了左氏的家庭教育思想的具体内容，并未集中而深入地探讨《家书》中的核心价值取向问题。盛健在《〈左宗棠家书〉思想研究》硕士论文中，将左氏《家书》的教育思想总结为“耕读传家”“勤俭持家”“以‘礼’治家”三个方面，在论述左氏的家教思想时，结合左氏本人在科举考试中历经坎坷，讨论了左氏《家书》中涉及的科举与读书的关系问题，并指出左氏的思想倾向是：读书只是需要明白道理就可以，不必指望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的价值取向。盛氏虽然未从左氏《家书》的核心价值取向角度讨论这二者的关系，但他的论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极富启发性的思考。也有少数学者在其他相关的研究中，零星地触及了这一问题，如杨涛在《曾国藩儒学士大夫人格探析》[6]博士论文中，在比较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人格差异时，触及了“成人优于举业”的核心价值取向问题，认为左氏由于自身曲折的科举经历与不平心态，使得他不像曾国藩那样全面地肯定科举，因而在其家书中往往告诫儿子：“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见庸下。”但杨涛文章的主旨不在于探讨左宗氏家庭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的问题，故所论虽有新意，然而只是一笔带过，未及深论。

本文在前贤与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中探讨左宗棠《家书》中的核心价值取向，以期深化对左宗棠家庭教育思想的研究。至于其《家书》中所涉及的其他方面内容，本文则暂不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从《家书》的文献出发，讨论左氏家庭教育的主旨思想，主要是考虑到他进入官场之后，他本人还需要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考虑科举制度对于整个国家的作用与意义。作为地方大员、国家重臣的左氏，是主张科举的。即使这样，他还是将“圣贤之学”与“科名之用”区别开来，在《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的奏折中，左氏说道：“臣知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然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望其转移风化，同我太平，无以知之。固非谓科第文章，中以歆动庸耳俗目，兼可博取民誉也。”[8]可见，左氏在《家书》中所突出的主要价值取向，虽然是非常个人化的，但并不与他作为政府官员的社会、政治立场和身份、角色相冲突。本文所引证的《家书》材料，除2009年版《全集》的13册、15册整理的《家书》文字之外，还包括了《全集》中其他地方给其女婿陶少云的几封信，特此说明。

一、左宗棠《家书》论“成人”目标的三重意蕴

作为晚清名臣的左宗棠，在家庭教育方面主要坚持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传统，他在《家书》中所表达的基本上是传统儒家的价值观、伦理观，如对“实在学问”的身体力行；在个人道德修养中，他提倡“当立志学作好人，苦心读书，以荷世业。”以古代贤圣豪杰为榜样，读书求理，做个有用的人。在家庭生活中，他强调要保持节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要乱用一文钱，但对诸宗亲之中贫困者可以适当接济，告诫其子女切勿养成骄奢淫逸的富家做派，希望左氏子弟能不忘“吾家积世寒素”的家风，努力“从寒苦艰难中做起”。他说：“我一介寒儒，忝窃方镇，功名事业兼而有之，岂不能增置田产以为子孙之计？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多蕴酿一代多延久一代也。”此封家书虽然还是从传统的家风延绵角度来要求弟子寒素，但这种要求子弟习于寒苦以自立的教育精神，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他认为：“且各尽其心力所能到者为之，求无负吾君以负平生耳。”要求将忠君与个人的人生价值理想的实现结合起来。在最终理想层面，他认为“至吾儒读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即要会通道理，将天下民生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实现无愧于己的人生目标：“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事，但求无愧此心，不负所学。名之传不传，声称之美不美，何足计较？”。

由上述诸方面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出，左氏在《家书》中所突出的“成人”优于“举业”的思想倾向，是对传统中国社会后期科举制度造成士人读书异化的一种反拨，是对先秦原始儒家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根据我们初步研究的结论来看，左氏在《家书》中所阐发的“成人”思想，大体上有如下三方面的意蕴：其一，阐发了“成人”的目标问题；其二，论述了“成人”的具体方法问题；其三，针对时弊，揭示了“成人”的时代紧迫感。

其一，就成人的目标而言，左氏对于子女提出了要以圣贤为榜样，努力做孝悌之人的目标。他说：“《小学》一书是圣贤教人作人的样子。尔读一句，须要晓得一句的解；晓得解，就要照样做。”又说：“所贵读书，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左氏的这一家教思想，在其早年教育女婿的过程中，实际上就已经表露出来了。他在《与周夫人》信中，谈到了如何教育女婿“成人”而不是在举业上如何成功的问题：“先以义理正其心，继以经济廓其志，至文章之工拙、科名之得失，非所急也。”

根据左氏在《家书》中其他地方的训诫来看，此处所讲的圣贤目标，仅是取法乎上的要求。实际上，他在更多的地方要求子女能够成为明事理、守孝悌之人，至于能否成为经天纬地一类的大才，那仅是做人要追求的理想目标。但能否能为明事理，守孝悌之人，则可以说是成人的底线了。所以，在家庭教育中，左氏更看中儿子们的德性培养。在家庭生活方面，他直言“惜福之道，保家之道也。”要求他们在家里生活，要体会其父“公行间的艰苦”，“必不敢安逸享受，当益刻厉自修”，以慰其父之心。人的道德修养应当从“家用节制”、“生活不能贪乐”等诸多细节出发，严格远离“闲情逸事”。要时刻“自愧、自恨”，努力读书用功。他极力训斥“流俗纨绔之习”，并告诫子弟不能沾染“名士气”“公子气”。而且很不客气地批评孝威、孝宽两人：“尔等近年读书无甚进境，气质毫无变化，恐日复一日，将求为寻常子弟不可得，空负我一片期望之心耳。”他知道大儿子孝威身体不是很好，但要求他自觉地养气，努力做一个有“书气”的人。他说：“子弟之资分各有不同，总是书气不可少。好读书之人自有书气，外面一切嗜好不能诱之。”

与这一成人目标要求相一致，左氏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名士”持有明确的批评态度，要求其子弟不要学习“名士”的做派。在《家书》中，左氏多次告诫孝威，不可有名士气。在《与孝威》（第043）号，左氏告诫长子道：“你少年侥幸太早，断不可轻狂恣肆，一切言动均宜慎之又慎。凡近于名士气、公子气一派断不可效之，毋贻我忧。”同治四年，在给女婿陶少云的信中，左氏告诫女婿要从先贤“动心忍性”的教诲中吸取修身之道：“古之读书修身，卓然有所表现者，无不从艰难困苦中练出。‘动心忍性’四字，最可玩。‘动’字之义，即乾之惕、震之恐也。‘忍’字之义，即艰贞正固之意也。人情耽于逸乐。当无事之时，觉眼前无复可虑，耳目口体之欲日盛，而天理日见其消亡，冥然顽然，仅存人形而已。本然之善，具之生初，所谓性也。然四端初发，非忍则不能坚，非坚则不能达。善念之起，若存若亡，旋生旋灭。所谓务决去而求必得者无有也。浮游其耳目，隐溺其心思，而善念日销，恶念日积矣。”因为女婿是当时名人陶澍之子，他提出的“成人”要求就显得格外高大一些，尤其是在心性的修养方面，几乎全是宋明理学家的一套心性修养要求。

其二，就“成人”的具体方法与途径问题，左氏亦有较为平实、通达的主张。大体而言，主要有三点主张。第一，强调“立志为先”。如左宗棠说:“读书做人，先要立志。想古圣贤豪杰是我者般年纪时是何气象？是何学问？是何才干”立志之后，还要坚定志向：“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心意确立之后，要在实践中念念学好，事事学好，方可以成功。第二，要勤苦为学。他认为，“世之所贵读书寒士者，以其用心苦（读书）、境遇苦（寒士），可望成材也。若读书不耐苦，则无所用心之人；境遇不耐苦，则无所成就之人”。在为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勤、苦”，还要“专、静”。第三，要守敬以养心。在《家书》中，左宗棠教育自家子弟道：“读书先须明理，非循序渐进、熟读深思不能有所开悟。尔从前读书只是一味草率，故穷年伏案而进境殊少。即如写字，下笔时要如何详审方免谬误。”并称“程子作字最详审”，而作字不潦草，也是一种“敬”的精神状态：“潦草即是不敬，虽小节必宜慎之。”而守敬的精神状态，实际上养心：“读书要循序渐进，熟读深思，务在从容涵泳以博其义理之趣，不可只做苟且草率工夫。”

就“成人”的途径而言，左氏并不认为科举是唯一之路。他认为，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实现自己的抱负。在《与孝威》（013）中说道：“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他自称自己27岁后即不赴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而已。”在同治十三年与次子孝宽的信中，对三子孝勋县府之试失利之事给予开导道：“惟勋儿以试事不如乃弟，私自惭愧，而体弱多病，殊为可忧。汝须告以读书在求学问、识道理、做事业，可以自立自达之处甚多，何必陷溺于科名？”左氏说这种话安慰儿子，不仅仅是因为他晚年位高权重，有资质为其儿孙带来荫庇，其实他本人早年在三次经历科举失利后，很快就放弃了科举之路，自己研究山川地理，农学等方面的实学了。所以，左氏在《家书》中教育孩子，反复说道：“欲轰轰烈烈作一个有用之人，岂必定科第？汝父四十八九犹一举人，不数年位至督抚，亦何尝由进士出身耶？”

其三，就成人的时代紧迫感而言，左氏非常真切地对自己的孩子说道，应学“有用之学”，做有用之事，不必太在意“科名之学”。咸丰三年，他给女婿陶少云的信中，要求女婿“多读有用之书”：“山居无事，正好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事务。《皇朝经世文編》、《五种遗规》两书，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暇时临池学书，亦可养静。今岁乡试已停，科名之学，暂可不必理会。”

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他谆谆告诫道：“我之教汝者并不在科第之学……今尔欲急赴会试以博科名，欲幸得科名以便为有用之学；视读书致用为两事，吾所不解也。”左宗棠对子女的教育十分强调“实用”性，强调“真学问”“有实用”。他在给长子的家书中说，“尔今年小试，原可不必，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在后来的家书中，左宗棠曾批评长子孝威参加科考，急求功名而不能安心读书修身的行为。面对晚清学气僵化，人才不济的局面，他非常激愤地说：“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且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反不如乡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担当。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老师否？”左宗棠在此处非常激进地批评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伤害人才，既泯灭人的性情，也耗费人的精力，让人成为无用之人。左宗棠的“有用之学”不仅是要求在现实价值上的“有用”，也要求在实践“方法”的有用。他强调“凡事必亲历而后知”，若是读死书，也是“玩物丧志”。所以，他强调子弟要学习“有用之学”“经世之学”，并要经历现实的磨练，有真正的本领，最后达成“成人”的目标。

二、左宗棠《家书》中“内圣”的具体内涵分析

“内圣外王”本是道家庄子提出的一种道家式的理想人格，但到宋明理学时代，逐渐成为儒家的一种人格理想。而作为儒家的“内圣”，实则是一种士君子人格范型，此种人坚持儒家的道义、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不以现实的功名大小、禄位高低为人生目标。左氏本人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故尔他也十分看重“成人”理想中的“内圣”的一面，虽然也不忘“经世致用”注重实效的一面。而这种“内圣”的理想，具体在《家书》中，则表现为对自己儿孙辈，包括侄甥辈提倡的“成人”要求上，就是做一个明义理，有良知的好人。不一定要什么虚名，不一定非中举不可。在《与孝威》的第二封家书中，左氏明确要求自己的长子认真研读朱熹的《小学》一书，理由是：“《小学》一书是圣贤教人作人的样子。”而所谓的做人，无非是在“事父母，事君上，事兄长，待昆弟、朋友、夫妇之道”诸方面，可以像古人一样，“能如古人就是好人”，“将来可以成就一个好子弟”，这样就是尽孝。在《癸叟侄》一信中，告诫其侄儿道：“尔今已冠，且授室矣，当立志学作好人，苦心读书，以荷世业。”在《与孝威》一信中，他告诫长子道：“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在《威宽勋同》的信中，左氏说道：“士君子立身，出而任事，但求无愧此心不负所学。名之传不传，声称之美不美，何足计较？”在《与孝宽》的信中，他又说道：“诸孙读书，只要有恒无间，不必加以迫促。读书只要明理，不必望以科名。子孙贤达，不在科名有无迟早……是佳子弟，能得科名固门闾之庆；子弟不佳，纵得科名亦增耻辱耳。”这些说法，均体现了左氏家庭教育中内圣、“成人”的要求是第一要义的思想倾向。

在《家书》（013)，《与孝威》）中，左氏所说的“内圣”，也有偏重于指涉内在的精神受用与健康心理培养的内容，如他说：“读书能令人心旷神怡，聪明强固，盖义理悦心之效也。”又说：“读书要循序渐进，熟读深思，务在涵泳以博其义理之趣，不可只做苟且草率工夫，所以养心者在此，所以养身者在此。”此封家书中所说的“义理悦心”“涵泳以博其义理之趣”的养心与养身目标等，均属于“内圣”的精神与心理方面的要求，“养身”不是一般医学意义上的养生与养身，而是让义理盎于四肢，通过肉身的举止行为的感性方式来体现内在的精神境界。

左氏在《家书》中所讲的“内圣”，也包括理想人格的养成。这种理想人格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既有刚毅的一面，也有敬慎、内敛的一面。在《与癸叟侄》一信中，特别告诫其侄儿要养成一种刚毅之人格，说道：“尔气质颇近于温良，此可爱也，然丈夫事业非刚莫济。所谓刚者，非气矝之谓、色厉之谓，任人所不能任，为人所不能为，忍人所不能忍。”此处，主要是体现理想人格刚毅的一面。当长子孝威中乡试三十二名之后，左氏给孝威的信家书就告诫他在做人方面要检点，内敛：“当得意时最宜检点，断断不准稍涉放纵。人家当面奉承你，背后即笑话你。无论稠人广众中宜收敛静默。即家庭骨肉间，一开口、一举足，均当敬慎出之，莫露轻肆故态，此最强要紧。”这些教训之词主要是从正面阐述理想人格内敛、敬慎的面向。而与这种正面阐述构成表里关系的是反面的批评，即左氏在《家书》中对“名士”的反面人格形象，三致其意，严加批判。除本文第一部分给孝威的信中提及的文字外，在同治元年的《家书》（044）中说道：“近时聪明子弟，文艺粗有可观，便自高位置，于人多所凌忽。不但同辈中无诚心推许之人，即名辈居先者亦貌敬而心薄之。举止轻脱，疏放自喜，更事日浅，偏好纵言旷论；德业不加进，偏好闻人过失。好以言语侮人，文字讥人，与轻薄之徒互相标榜，自命为名士，此近时所谓名士气。” 在同治七年的《家书》中，得知孝宽已入府痒，写信告诫道：“须知此是读书本分事，非骄人之具也。吾尝谓子弟不可有纨袴气，尤不可有名士气。名士之（怀）[坏]，即在自以为才，目空一切，大言不惭，只见其虚㤭狂诞，而将所谓纯谨笃厚之风悍然丧尽。故名士者，不祥之物。”在《与孝宽》的这封家书中，左氏甚至援引俗语，认为名士是福薄，自伤生命的根基，要求儿子切忌勿做名士：“从来人说‘佳人命薄，才人福薄’，非天赋之薄也，其自戕自贼、自暴自弃，早将先余荫、自己根基斫尽矣。又何怪坎坷不遇、憔悴伤生乎？戒之！戒之！”

左氏在《家书》中对名士批评的理由与主张，并不完全是正确的，但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本人是位一实干家，是从残酷的军事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故尔十分厌恶无德轻薄的“名士”，认为他们自高无能、并无实用。进而要求自家的子弟通过“吃苦”与“自省”，做有道德与人格的士子，“且专意读书，暂勿入世为是。”其理由是：“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他又对孝威说：“闻王老师清俭耐苦，人品心术甚为人所莫及，尔可时往请其教益”。

要而言之，左宗棠在《家书》所表现出的“成人”优于“举业”的思想倾向，以及在成人的目标方面偏向于“内圣”而不倾向于事功的做人理想，成为左氏《家书》中极富有现代思想启迪意义的部分。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左宗棠在《家书》中所体现的“成人”优于“举业”的家庭教育思想，并非孤明先发，而是在其前人的思想中有先例可循。清乾隆时期的思想家、艺术家郑板桥在给其舍弟的家书就表达了类似的思想。郑板桥给舍弟信中写到：“夫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可将此书读书与郭嫂、饶嫂听，使二妇人知爱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在郑板桥看来，举业上有所成就并不能保证人格上的完善与成熟。为考取功名而读书是丧失读书之本意行为，不值得肯定：“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 ”。郑板桥在对待其子女教育方面，认为人一生精力有限，主张重点阅读经典，反对不求甚解的读书模式，主张通过生活实践来感悟书中道理、完善成人。对于科举一事则不予强求，他认为即便“科名不来，学问在我，原不是折本的买卖。”能成为一位正直之人才是读书之根本目的。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左宗棠读过郑板桥的《家书》，但至少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证明，左氏的这一思想倾向，在清代官员的家教中有先例可遁。这种看似没有联系的思想史现象，似乎可以说明，科举制度的弊病已经昭然，即使体制内享受了这一制度好处的人在私下的家庭教育过程中也是承认的，而且力图避免这种弊病。[60]但由于他们本人都是这个制度的产物，不可能从制度上提出改革或改良的方案，只是就个人所见，努力要求自家子弟避免科举制度的弊端而已。

三、左宗棠《家书》对“举业”二重态度

概括地讲，左宗棠在《家书》中所表达出来的对于“举业”的态度是消极的。这当然与他本人不幸的科举经历有关，也与时局艰难，科举不能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这一政治要求相关。但由于《家书》这类文字的特殊性，是教育自家子弟的书信，往往会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来论人生哲学与价值理想的大问题，因此，在《家书》所表达出来的对于“举业”得失利弊的分析，既不可能是官样文章，也不可能是激烈的时政批评，而是一种比较入情入理的分析。简洁地说，左氏在《家书》中对科举所表现出的态度，大体上有三种态度：

第一，将“举业”看做是磨炼人性、心性的一个过程。他本人参加过三次会试，第一与第三次落榜，第二次虽未落榜，但分配给湖南进士名额已满，也未能中进士。在准备科举与落第后的种种人生艰难与精神折磨，让左宗棠铭记于心。他之所以同意大儿子孝威参加科举，主要是想让他体会一下此中的甘苦。同治三年，他写家书给孝威说，“尔意必欲会式，吾不尔阻。其实则帖括之学亦无害于学问，且可藉此磨砻心性。”，同治七年，他写信叮嘱儿子孝威接济落第的举人，并回忆自己当年会试窘迫情形，黯然泪下，“尔父三试不第，受尽辛苦，至今常有穷途俗眼之感，尔体此意周之为是。”左氏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这种科举的艰辛化作了一种博大的同情心，对于落第的士人长期保持着一种同情心，在《家书》中，告诉孝威道：“下第公车多苦寒之士，又值路途不靖，车马难雇，思之恻然。吾当三次不第时，策蹇归来，尚值清平无事之际，而饥渴窘迫、劳顿疲乏之状，至今每一忆及，如在目前”。可以这样说，左氏在自己事业成功之后，没有忘记科举的痛苦经历，并将这一经历看做是锤炼人的品格的必要过程，故尔允许自己的儿子参加科举。

不仅如此，左宗棠甚至认为过早的考取科名会容易让人骄横自满，其长子孝威曾以32名的成绩中榜，在回复其信件中，左宗棠反而批评孝威近来字迹潦草，文句多有不通顺之处。“古人以早慧早达为嫌…，其小时了了，大来不佳者则已指不胜屈…，天地间一切人与物均是一般，早成者必早毁，以其气未厚积而先泄也。即学业亦何独不然！少时苦读玩索而有得者，皓首犹能暗诵无遗。”在左宗棠看来，早年人生太过顺遂并非好事，少时名声闻达，而后自命名士，不思进取，好纵言旷论却不知返躬内省之人，非但无法成为国之栋梁，反而会贻误天资，落得一草包秀才之名。所以，他告诫长子孝威道：“尔宜自加省惧，断不可稍涉骄亢，以贻我忧。”

第二，对“举业”的不良效果进行了有限的反思与批评。左宗棠对“举业”的效果，即培养人才弊病有一定的反思与批判。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左宗棠给长子孝威的《家书》中指出：“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部分人仅仅为博取功名而参加科举，使得科举成为“文人得一时之浮名”的方便手段，以至于“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

左宗棠认为，人生的精力是有限的，将精力花费在诵读“四书五经”之上，以求通过八股考试，入仕做官，但这种通过读书求取功名的事情，在当时环境下，往往容易导致求官不得，求知无能的结果。对于科举的此一弊端，左宗棠深有体会，但他本人又是传统社会制度的维护者与封疆大吏，不可能像吴敬梓等人站在制度之外去批评这个大的制度，他只能在相对私人性的家书中对其子女提出别样的但又不违背传统社会要法求的主张，反复阐明这样的道理：读书并非是为了考取功名，而是为了明白道理。而且，即使是八股文，要想“作得精切妥惬变极不易，非多读经书，博其义理之趣，多看经世有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亦为能言之当于人心也。”左宗棠试图通过儒家理想人格的培养，重新纠正“举业”之路的本末倒置的现象。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与自己的子弟讨论改革科举制度的主张。

第三，对“举业”及其人才的辩证认识与评价。与前代或同时代激进的反对科举的思想家、文学家的观点不同，左氏虽然主张“成人”优于“科举”，但并不一味地反对科举。首先，他自己就是科举制度的产物，个人在科举中的经历虽然曲折，但还是胜出者。他在《与癸叟侄》一信中，比较辩证地阐述了科举与成人的关系：“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则其为科名而读书，亦即人情也。但既读圣贤书，必先识字。所谓识字者，非仅如近世汉学云云也。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

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被封“太子少保”，并赏黄马褂，年底又被封“一等伯爵”。同年，长子孝威生子，左宗棠为其孙儿取名为左念谦。寓意很明显，希望此孙儿长大，以谦为德。此时的左宗棠，内外有喜，但他本人仍然没有被喜悦冲昏头脑，而是写信告诫已经做父亲的孝威要“严振家风”，尤其是不能“视读书致用为两码事”。但此时的左宗棠对于科举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大约也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他说：“今之论者动谓人才之不及古皆由于八股误之，至以八股人才相诟病。我现在想寻几个八股人才与之讲求军政、学习吏事亦了不可得。间有一二曾由八股得科名者，其心思较之他人尚易人理，与之说几句《四书》，说几句《大注》，即目前事物随时指点，是较未读书之人容易开悟许多。可见真作八股者必体玩书理，时有几句圣贤话头留在口边究是不同也。”

他在另一封信中，进一步阐述了科第与经学的关系：“科第之学本无与于事业，然欲求有以取科第之具，则正自不易，非熟读经史必不能通达事理，非潜心玩索必不以体认入微。世人说八股人才毫无用处，实则[真]八股人才亦极不易得。明代及国朝乾隆二三十年以前名儒名臣，有不从八股出者？”随着左宗棠的官位不断提升，所接触的人也不断增多，在为官的过程中，也认识到八股文做不好的人，很难在道理层面与之沟通，而有些八股人才却能够知书达理，较好沟通。这一客观的识人历程，使得左宗棠对于举业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这一转变，恰恰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传统的科举制度并非完全是那么无用。在这一点上，传统的科举与当今社会应试教育的高考制度有某些类似之处，考试成绩好的学生将来未必都是人才，但长期考试不好的人，其中的绝大多数将来很难是人才。但人的世界总有特例，少数奇才、怪才、不羁之才，非正规的考试制度所能羁络，但也不因为这些比较特殊的少数人才而否定整个考试制度。

实际上，左宗棠对“举业”的学习内容与考试技法——书法，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比较看重应试过程中的“为学求理”目标，以及在应试过程中读书对于人自身成长的意义。因此，他要求长子孝威苦练功课，自学自考。他曾训斥孝威字迹不端，“阅尔屡次来禀，字画均欠端秀，昨次字尤潦草不堪，意近来读书少静、专两字工夫，故形于心画者如此，可随取古帖细心学之。”并进一步提醒道：“年已十六，所学能否如古人百一，试自考而自策之。”左氏考虑到书法在科举应试的重要性，特别注意儿子书法技能的培养，在家书中长期督促孝威苦练书法。要求孝威“每日取小楷贴临摹写三百字，一字要看清点画间架，务求宛肖乃止。”直言“读书不为科名，然八股、试帖、小楷亦初学必由之道，岂有读书人家子弟八股、试帖、小楷事事不如人而得为佳子弟者？”要求孝威在这些方面一定要努力，以免他在外面有分心之忧。

要而言之，左宗棠在家书所表达出的对于“举业”的主要态度，既可以看到他的家庭教育的主要价值取向，也可以看到他对科举制度正负两面的价值有比较实事求是的认知与评价。从这些比较特殊的家庭教育文献出发来重新思考传统科举制度的得失，比较以往仅取批判科举制度的文献来看科举制的负面价值的认知方式，可能更加公允一些。“成人”与“举业”的关系，是两宋科举制度成熟以后儒家家庭教育中少数几个重要的问题之一，它与传统社会士人有关理想人格实现的途径与目标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在“成人”与“举业”的问题上，左氏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有超逸同时代人的一种士人之豪气，他曾经说：“欲轰轰烈烈作一个有用之人，岂必定由科第？”左氏之所以敢于这样说，除了个人的豪气之外，也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有关。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内忧外患，社会需要更多实际有用的人才，而那些有用的经世人才未必都出之于科举。左宗棠本人非常推崇他之前的重要改革人物魏源，并将魏氏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付之于军事斗争的实践之中。在《答陶少云》的书信中，左氏称赞道：“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实则龚博而不精，不如魏之切实而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不可及，《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因此，他在《家书》中所表达的“有用子弟”比“科举及第”更重要的思想倾向，绝对不是一种矫情，而是从他的军事实践以及所亲身所的思想倾向。

当然，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左宗棠在《家书》中所表现出的“成人”优于“举业”的倾向，主要是由于他本人在事功上有巨大的成就，后人可以享受他的荫庇。这一质疑有一定的道理，而且有内在的证据，1862年，长子左孝宽依例被授予“三品荫生”。此事在左氏的《家书》也有交待：“至科名一道，我平生不以为重，亦不以此望尔等。况尔例得三品荫生，如果立志读书，亦不患进身之路。”[80]但这不是根本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按照我们的理解，如果左宗棠本人没有“成人”优于“举业”，“内圣”重于“外王”人生价值取向，他在《家书》中完全可以由此而进一步地鼓励自己的孩子进一步发愤，在科举中取得更好的成绩，然后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但左氏没有这样做，而是鼓励自己的孩子努力读圣贤书，以成人、获得实际做事能力为要务。从这一角度看，左氏《家书》所体现的“成人”优于“举业”的思想倾向，实际上是左宗棠本人的人生价值取向，通过《家书》这种情理兼备的叙事方式表达出来的。晚年的左宗棠，在四子左孝同科考取得好成绩时，仍然坚持他早年教育长子时的思想，如光绪四年《与孝宽》的家书中写道：“三儿谨厚有余，四儿心地明白，科考复忝高等，本拟为捐廪贡，伊意在考优，亦且听之。近时习气不佳，子弟肯读书务正、留意科名者，即是门户之托。四儿似是英敏一流，将来可冀成人。然吾意总要志其大者、远者，不在早得科名也。”此封家书中，左氏有限的肯定了四子参加科考的行为，及其可能的成就。但他仍然是希望四子要培养远大的心志，而不是通过科举去做大官。

结 语

相比较而言，左氏《家书》的内容不及《曾国藩家书》的丰瞻，但其中有关做人的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因为本文主题的限制，并未一一加以涉及。如在《家书》中，左氏告诫自己的子弟，对于时政不要随便开口评论：“时政得失、人物臧否，不可轻易开口。少时见识不到，往往有一时轻率致为终身之玷者，最须慎之又慎。”又教导自家子弟不要急于“入世”，努力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经济学问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他对世上流传的所谓才子、名士、佳公子之类的人物，是非常瞧不起的。另外，左氏《家书》中也不乏一种忠厚质朴之情，他要求长子孝威对同乡下第寒士要周济一下，他自己下第时曾受尽苦辛，“至今常有穷途俗眼之感”。以五百金、千金等不同数目，分送下第寒士，以作归家盘缠。]对于宗族内部的贫寒者，亦告诉长子孝威，将家用节余的银两“济穷乏孤苦”之宗族。他向长子提出的做人之道也是：“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在对待公共事务方面，劝家人带头做公益，但不可劝别做公益，如同治九年《与威宽勋同》四子信中，告诉他们“吾家宜顷囊，于事方顺。”同治十三年《与孝宽》的信中，告诉次子，将修葺湘阴县城的二三千缗独自承担下来这些家庭教育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其主要倾向仍然是正面的、积极的。他还特别叮嘱家人子弟，不可沦为下流种子：“至子弟好交淫朋逸友，今日戏场，明日酒馆，甚至嫖赌、鸦片无事不为，是为下流种子。”尤其可贵的是，左氏在《家书》中，经常向自己的孩子讲述他自己实际干事的思路与主张，把一种经世济民的韬略通过叙事的方式教育子女，如同治七年《与诸子》书中，把平定、治理陕甘地区“八难”，非常耐心地向几个儿子讲出来，而这“八难”也是他向朝廷上奏时所说的实情。这种家庭教育是普通人家所不具备的。如果将“家学”的概念外延加以拓展，此处左氏所言的政事之学，亦可视之为家学。

当然，从现代人价值观念来看，左氏《家书》中所表现出的家庭教育思想，也有不合乎现代人价值观的地方，如他将“喜看小说传奇，如《会真记》《红楼梦》等等，”视之为“诲淫长惰，令人损德丧耻”，是“不肖之尤，固不必论”的行为了。这就表明，左氏所主张的“道德”，基本上还是传统社会官方的主流道德，与现代社会追求的新道德有很大的不同。本文有感于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特别重视智力投资而相对忽视品德培养的社会风气，希望通过对左宗棠《家书》中所体现出的“成人”优于“举业”价值倾向的掘发，为当代中国的家庭教育提供一个鲜活的例子，进而有益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同时，也通过左宗棠这一晚清封疆大吏《家书》重视家庭教育这一典型个案，对于当代中国领导干部如何重视家庭教育，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生动案例。

作者简介：吴根友，澳门37000Cm威尼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哲学、明清哲学、政治哲学、比较哲学；

孔建龙，澳门37000Cm威尼斯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

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