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它主要包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等理念，这些理念包括着对人与自然关系和当代生态危机根源的深刻反思，凝结着对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它们分别从本体论、发展观、历史观、方法论、保障机制等层面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遵循，是人与自然和诣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南。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命共同体；“两山”理论

作者简介：汪信砚，澳门37000Cm威尼斯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澳门37000Cm威尼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0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它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然观基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为适应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要求、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与和谐、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实现的重大理论创造，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遵循，是人与自然和诣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南。

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其特定的本体论基础，有人称之为“生态本体论”，它集中地体现为习近平所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这一理念是习近平依据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创造性阐释，内在地含蕴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生态智慧，也体现了对现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超越。“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从本体论层面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问题。

（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

作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辩证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人是通过劳动实践而从自然界分化独立出来的，但人从自然界分化独立出来以后须臾也不能脱离自然界。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的存在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有机统一。虽然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但人是一种有肉体的生命存在物，必然具有一定的肉体组织，而“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因此，“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类产生以后，又必须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特别是必须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以便满足吃穿住行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否则，人类根本无法生存下去。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习近平依据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最为基础的条件，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料；如果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会对人进行报复。他还引用恩格斯的论述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习近平得出结论说，“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智慧的承继和弘扬。事实上，习近平也正是援引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来阐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他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他还用荀子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来说明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和人类生存的根基，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来说明人们应该珍惜自然资源，等等。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也是对现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超越。现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大体上可区分为“深绿”和“浅绿”两大思潮。其中，“深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把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及其主导下的科学技术的应用，主张以建立在尊重自然事物“内在价值”基础上的各种形式的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同时也主张弃绝科学技术的应用。而作为对“深绿”思潮的理论回应，“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既批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只强调自然事物的工具价值、把自然视为人类可以基于自身的需要而随意宰制的对象的“人类沙文主义”或“人类专制主义”性质，认为其在实践上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同时也批判“深绿”思潮编造的自然事物“内在价值”说的理论虚妄性及其对人类的尊严和价值的贬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是不可能真正超越的，并由此主张一种强调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义务和只满足人的理性需要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但是，由于“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未认清和区分人类中心主义的两种形式，即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对待的、以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主义（以个体或群体的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相对于生态中心主义来说它们也被归于人类中心主义），它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未揭示其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的实质，它所谓的“人的理性需要”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性人”假设异曲同工，它所秉持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也仍然不过穿着某种绿色伪装的、为资本逐利行为服务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因而它对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的强调也必然流于空谈。现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深绿”和“浅绿”思潮看似根本对立，实则在思维方式上是同一的，即都把人与自然视为根本对立的，只不过“深绿”思潮主张通过使人服从自然来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浅绿”思潮则主张通过使自然服从于作为个体或群体的“人的理性需要”来缓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此不同，按照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从本原的意义上说，人与自然并不是矛盾和对立的，它们实际上是共生共荣的。正如习近平所说，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人对自然的破坏和伤害最终会反过来伤及人类自身。因此，如果说现代西方“深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主张的是生态中心主义，而现代西方“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秉持的实质上是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那么，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则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也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它强调人类必须为了自己的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

（二）对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既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那么，人与自然关系的应然状态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这正是生态文明的本质规定。习近平说，“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这一论断，既是从人与自然关系历史演变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习近平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世界各地都曾有过因破坏自然生态环境而酿成的慘痛教训。这种情况也曾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和高度重视，他们曾经研究和列举过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的人们为了获得耕地而毁灭森林最终又导致土地荒芜的事例。当然，从总体上看，在近代以前，这类生态环境问题还带有某种局域性特点，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和谐、协调的。而自近代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它在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空前未有的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打乱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惯常循环，破坏了地球原有的生态平衡，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许多西方工业国家都出现了环境公害事件，如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和多诺拉镇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和米糠油事件等。这些震惊世界的环境公害事件曾使成千上万的人致病致死，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而其根源就是传统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传统工业化对我国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有各种突出表现。经过改革开放以后几十年的高速工业化，我国同样也积累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并且已经进入高强度频发阶段，能源资源日益紧张，大气、土壤、水体污染相当严重，许多地区经常出现雾霾天气，生态系统及其功能显著退化，它们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瓶颈。因此，“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现在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总额不到十三亿，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就会把这个人口数量提升一倍以上。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正是由于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习近平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必须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珍爱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样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指出，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存续和中华民族的未来。一方面，生态的兴衰决定着文明的兴衰。习近平说：“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在世界文明史上，这方面的正反事例比比皆是。古代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河和恒河、长江和黄河等大江大河流域水量充沛、土地肥沃、植被茂盛，这种优良的生态环境曾经孕育和滋养了古代世界灿烂的四大文明。而后来，由于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衰退，尤其是由于土地荒漠化，其中的一些文明又逐渐衰落了。在拉丁美洲，新石器时代的印第安玛雅人依托热带丛林的自然环境建立了城邦式国家，在天文学、数学、艺术、建筑、农业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成就，独立创造了玛雅文明。但玛雅人粗放的原始游耕方式导致了日益严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庞大的人口数量更是成为脆弱的雨林生态难以承受之重，气候干旱、自然灾害、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水源污染、人口爆炸、粮食不足、瘟疫漫延等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引起的社会冲突，最终摧毁了玛雅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楼兰文明的兴衰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古代塔里木河盆地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曾经使那里崛起了繁华的古楼兰王国，造就了独特的楼兰文明，而自然环境的退化特别是干旱少雨、冰川萎缩、河流干涸、生态恶化，又使楼兰文明谜一般地突然湮灭于茫茫沙漠之中。如果再从整体上看，包括楼兰文明所在区域在内的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太行山脉等中国西部大片地区都曾水丰草茂、森林葱郁、山清水秀，它们由此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但后来这些地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加剧了经济衰落，使得唐中叶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向东南方向转移，这是生态变迁影响中华文明发展的最为突出的例证。

另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和永续发展的基础。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着人民的长远福祉和中华民族的未来，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强调说，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不仅提出要大力建设生态文明，而且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努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他说，他之所以盯住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不放，就是因为如果不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子孙后代不负责任。

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通常被人们称为“两山论”，它是2005年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最初明确提出的。其中，“绿水青山”是指良好的生态环境，而“金山银山”则是指经济发展的成果，亦即社会物质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并被写入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宪法，成为党的重要执政理念以及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从发展观上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问题。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实现社会进步和发展，必须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亦即必须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当代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难题。一方面，要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大力推进和实现工业化，而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工业化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同时走上现代化和工业化道路，它们共同面临的本来就是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而早已变得脆弱不堪的全球生态环境，同时它们也不再可能像早先工业化国家那样向落后国家转移生态危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这一难题也日益凸显。能否应对和开解这一难题，直接关系到能否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进行了辩证思考，并由此形成和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他深刻地指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努力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际上也就是绿色发展理念。习近平在阐释绿色发展理念时说，“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这一新发展理念把“绿色”与“发展”、“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亦即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内在地统一起来，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习近平对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最完整的阐述，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法。这一论述包含着三个内在相关的命题：

（一）“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命题，克服和超越了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片面性，深刻揭示和阐明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及其实现路径。

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上，现实中存在着这样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要发展经济就必然会破坏生态环境，而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只能把发展的步子放慢一些，否则将得不偿失；另一种看法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必然会影响经济增长，因此，为了发展经济，必须付出一些生态环境代价。显然，这两种看法都看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它们都把这种矛盾绝对化了。习近平指出，“这两种观点都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对立起来了，都是不全面的。”一方面，强调发展经济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是正确的，但为了生态环境的保护而舍弃经济发展则是根本错误的。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会受欺辱，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使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态到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但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即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点并没有变，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即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也没有变，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的排名还很落后。同时，我国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还面临着不少风险和挑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十分突出，并构成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社会各种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例如，发展是破解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基本要求，甚至也是我们巩固党的领导、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坚定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前提。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只是空谈理想信念、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工作是不可能真正做好的。因此，我们必须牢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坚决反对一切无视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言行。

另一方面，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是正确的，但认为发展必须付出生态环境代价则是错误的。我们确实需要大力推进经济发展，但我们所需要的是保护生态环境、守住绿水青山前提下的高质量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其实，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从根本上讲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关键是要改变惯性思维、创新发展思路。实践证明，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问题，而不同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体现着不同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理念，并导致不同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我国今天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就源于以往那种粗放型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的特点是高度依赖资源消耗、规模扩张和高能耗高排放产业。这种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所体现的是一种只要经济增长而不计生态环境代价的思路，它必然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要转变这种思路和摒弃这种发展方式，就必须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就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同时并举和相得益彰的发展，就是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统一起来并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又在保护生态环境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和相协调的发展。习近平指出，推动绿色发展是发展观上的一场深刻革命，它要求我们坚持和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决拒斥那种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杜绝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眼前取经济增长的短视行为，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持续而健康发展的支撑点，让中华大地天蓝山绿水清景美。

（二）“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命题，强调了环境保护相对于一时经济增长的优先性，是人们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关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一般来说，人们都会理解和接受“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道理。但是，当生态环境保护与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相矛盾和冲突即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时，有些人就会为保眼前的经济增长而置保护生态环境于不顾，这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那种因为经济发展稍微遇到问题就开始动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念头甚至不惜突破生态保护红线的情况。习近平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和批评了这种做法：

首先，这种做法完全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牢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和造福人民，把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际利益、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是否真正满意作为衡量发展成效的标准。“以人民为中心”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中，而必须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如果经济发展了，但生态环境被破坏了，人们整天被雾霾笼罩，食品和饮水完全得不到保证，连新鲜的空气也呼吸不到，根本没有宜居的环境，这样的发展不是人民所希望的。

其次，这种做法属于典型的竭泽而渔，也不利经济的长远发展。如果放任对资源和环境的竭泽而渔，也许能够得到眼前的经济利益和一时的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必然会付出比这种收益远为巨大的经济代价。在这方面，以往是有深刻教训的。“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把生态环境破坏了，搞起一堆东西，最后一看都是一些破坏性的东西。再补回去，成本比当初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这样做的结果与发展经济的初衷本身是南辕北辙的，它实际上陷入了先把最基本的生存环境破坏掉再用更大的成本修复最基本的生存环境的怪圈，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习近平强调，必须把经济活动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决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眼前的经济增长，决不能走 “先污染后治理” 的路子，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要有整体观念和长远眼光，必须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和综合账，不能急功近利、寅吃卯粮、因小失大、顾此失彼。

再次，这种做法是那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的片面政绩观的结果。习近平指出，一些地方的领导之所以会为了一时的经济增长而想方设法地突破生态红线，是那种唯GDP的片面政绩观作祟的结果；现在我们必须彻底革除这种观念，决不能再以GDP论英雄，一定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优先地位。他在谈到对地方领导干部的评价时曾说，即使生产总值下滑了，但如果推动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在环境保护方面成绩突出，那就应该充分肯定和表扬；反过来，如果不重视绿色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毫无作为，甚至使生态环境越来越槽糕，即使把生产总值搞上去了，那也不可能得到好的评价。

由上可见，“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与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更深刻地体现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要求。“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所强调的是环境保护相对于一时经济增长的优先性，而坚持生态优先、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并不是否定发展是第一要务，而是要形成一种遏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发展的做法、实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的倒逼机制。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曾举了一个典型例子：长江石首段有一家产能居世界前三的大型化工企业，其严重污染环境的问题多年难以解决，群众反映很大，后来环保部门对其开出了“史上最大环保罚单”，倒逼企业投入巨资进行污染治理，不仅解决了多年的污染问题，而且推动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从而能够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这一事例说明，只有坚持“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方可真正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命题，揭示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深层次本质关系，阐明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

习近平指出，以往人们对“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它大体上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牺牲绿水青山为代价去换取金山银山，即只顾开发自然、向自然索取资源，基本不考虑或极少考虑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第二阶段是意识到既要金山银山也须保住绿水青山，即随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渐显露出来，人们开始觉悟到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阶段是终于明白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即认识到生态优势能够转化为经济优势、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能创造出经济效益。由此可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人们经过长期实践并付出巨大代价后才获得的认识。

习近平从以下三个方面阐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命题：

首先，绿水青山藏蕴着金山银山。马克思认为，虽然物质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但劳动对象是由自然界提供的，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创造也离不开自然界，因此，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物质财富的源泉。现代经济学进一步提出了“自然资本”的概念，认为自然资本由自然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构成，自然资本存量对经济安全系数和经济发展前景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习近平承继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界是物质财富来源的思想并非常重视“自然资本”概念。他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生态财富又是社会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也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和潜力，使绿水青山能够持续不断地发挥其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这也就是说，绿水青山作为自然资本是藏蕴着着巨大的金山银山的。

其次，绿水青山能够带来金山银山。习近平说，金山银山买不到绿水青山，但绿水青山却可以带来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 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只要有正确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选择好发展产业，绿水青山不仅可以吸引投资和人才，而且可以促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我国的旅游风景名胜区大部分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大部分景区周边又都是贫困村，发展生态旅游和绿色种养就可以带动这些地方走出一条生态脱贫的路子。

再次，绿水青山可以变成金山银山。习近平指出，“生态总价值，就是绿色GDP的概念，说明生态本身就是价值。这里面不仅有林木本身的价值，还有绿肺效应”。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必须借助于市场手段。在承认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就可以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使绿水青山由自然财富向经济财富转化。特别是在我国大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已成为产业变革的主要方向，“林票”“碳票”和碳金融等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不断涌现，绿水青山更是可以直接变成真金白银。例如，人们种植树林，一棵树也不用砍，仅凭“林票”或“碳票”就能源源不断地获得经济收入。

正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习近平反复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绿水青山本身就是最大财富、优势和品牌，一定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做好治理环境、显山露水的文章，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

三、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理念，把增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价值诉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在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的创造性运用，从历史观上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要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并因此而构成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执政党使命所在。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而展开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理论主题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主题则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理念就是这一理论主题的具体化。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理念，深刻地揭示了生态环境与民生福祉的关系，阐述了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生态民生观，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

（一）环境就是民生

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民生的内容和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在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民生主要是指生存、生计，民生问题主要表现为生存权或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的保障。所以，民主革命时期的孙中山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他还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指出，我们要着力解决的民生问题，并不是安适和奢侈问题，而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问题，即国人的丰衣足食问题。而在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上，在基本的生存需要有了保障以后，人的发展就日益成为民生的重要内容，生活品质的提高、精神需要的满足等也随之凸显为重要的民生问题。生态环境既是人的生存的基本条件，也密切关涉到人的发展需要的满足，在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都是极为重要的民生保障。因此，习近平作出了“环境就是民生”的论断。他说：“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

习近平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环境就是民生”的论断进行了阐释：

首先，良好生态环境是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阐述生态环境问题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影响，强调“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2016年1月，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也出现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它们已成为制约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下力气加以解决。2016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特别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他说，以往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经济发展成就突出，同时也使我国积累了不少生态环境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让人民群众长期吃被污染的农产品、喝不干净的水、呼吸污浊的空气，就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健康。习近平说，正因为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影响群众的生命健康，所以它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我们要坚决遏制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坚定推进绿色发展，让人民群众吃上放心的食品，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真正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效益，让中华大地天蓝地绿水清，让生活环境更优美，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其次，良好生态环境也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说，虽然金山银山对于人的生存来说也很重要，但绿水青山构成了人的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它是金钱不能代替的；即使你有钱，但如果没有合格的空气和饮用水，也不会有什么幸福可言。他指出，社会越发展，人民生活的水平越高，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所占的地位就越重要，人民群众对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环境的需要必然会越迫切，安全食品、干净饮水、清新空气、宜居环境等越来越珍贵；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看，以往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为了更多地生产粮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我们不得已毁林毁草开荒、填湖造地，而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时我们现在也有条件和能力满足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因此，他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本身构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边又存在着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样的小康不会得到人民的认可，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良好生态环境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也只有生态环境良好的现代化才是能够得到人民认可的现代化。

（二）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所谓公共产品，是指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向社会提供的物品、劳务或服务。以往说到公共产品，人们一般想到的是国防、科技、文化、体育、教育、交通、医疗卫生、养老等等方面的事务。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公共产品，也就是要求各级政府自觉承担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责任，把生态产品纳入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把生态环境治理作为衡量领导干部个人能力和业绩的标准。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良好生态环境可以使人人受益、人人共享，任何人都不得垄断或独占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宜居环境等优质生态资源。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才说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要使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关键是要使生态权益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得到公平分配。所谓生态权益，是指人们享有和利用生态资源的权利以及行使这种权利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包括对于生态资源的使用权和知情权、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权和生态环境受到侵害的诉讼权等，它们属于基本人权即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内容。政府是生态资源的管理者，有责任和义务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公平地分配生态权益。只有使生态权益在不同群体之间得到公平分配，亦即实现包括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在内的生态正义，良好生态环境才能成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在代内生态正义方面，习近平着重论述了城乡之间生态权益的公平分配问题，要求把城乡都建设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美丽家园。一方面，习近平强调城市建设要以宜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他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城市工作指导思想不太重视人居环境建设，重建设、轻治理，重速度、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重发展、轻保护，重地上、轻地下，重新城、轻老城。现在，人民群众对城市宜居生活的期待很高，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为此，他要求人们让城市融入大自然的怀抱，特别是那些山城和水城不要去劈山填海，而应该保持现有特色和独有风光，“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另一方面，习近平也强调，新农村建设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要体现乡土味道和农村特点、保留乡村风貌，不能盲目复制城镇建设的做法，否则，就会搞得既不像城市也不像农村。他指出，我国许多乡村地区都拥有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自然风光秀丽，这些是花钱都买不到的财富，我们要特别珍惜和精心呵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决不能使这些富有特色的乡情美景消失不见了，要使它们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让自然美景永驻人间。

在代际生态正义方面，习近平指出，“资源开发利用既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我们不能用那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破坏性方式搞发展，而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他反复强调良好生态环境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特殊重要性，所关注的实际上也是代际生态正义问题。他在谈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问题时说，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中华水塔”和“地球第三极”，其生态十分脆弱，在开发与保护的问题上一定要算大账和长远账，呵护好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长远利益的最大贡献。他在谈到长江和黄河的生态保护问题时说，长江和黄河都是千百年来养育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长江和黄河流域都要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切实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让母亲河永远健康，永远造福子孙后代。

（三）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

习近平特别强调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他认为，整治生态环境、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必须打几场标志性的重大战役，集中力量攻克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民生问题很多，而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民生观的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指出，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这是重中之重。全国各地雾霾天气频发，重度污染天气的天数不断增加，使人民群众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社会舆论反映相当激烈。这既是引人注目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是典型、突出的民生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变成重大政治问题。有关地区和部门必须立下军令状，力行污染物减排尤其是大气污染防治，特别是要加强源头治理，从根本上扭转大气质量恶化趋势。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运输结构、推进达标排放、治理“散乱污”企业和其他污染源、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等系列措施，尽快消除重度污染天气，把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还给老百姓。

二是打好水源地保护、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我国水安全已经全面亮起红灯，水已然成为严重短缺的产品，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水危机。水危机是生存危机，是民族存续危机。而水危机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生态破坏和过度开发所致。例如，黄河水资源利用率已高达70%，远超40%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并且污染黄河的事件时有发生，使得现在的黄河已经不堪重负。有人说“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就是人的眼泪”，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出现。破解水危机问题，要从涵养水源入手，从修复破损的生态入手。要坚决遏止破坏水源地生态环境和污染水质的行为，不仅要确保饮用水的清洁安全，而且还要消灭城市黑臭水体，把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还给老百姓。

三是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我国有些地区，由重金属、农药、化肥、畜禽养殖废弃物、生活垃圾等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包括水体污染和土壤污染非常严重。农药和化肥的过量施用和各种污染物的倾倒，造成水质恶化、土壤退化和肥力下降，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促使人们加大农药和化肥的用量，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而在一些重金属污染区，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甚至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在这类被严重污染的土壤里和水体中种养的各种农作物或水产品，会直接或间接地被人食用，严重地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特别要着力解决水体和土壤污染农产品安全问题，让老百姓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四是打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农村环境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六亿多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能否得到满足，而且也与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农村环境直接影响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城镇后花园”。要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支持专业化企业利用畜禽养殖废弃物和秸秆产生沼气、生物天然气等清洁能源，重点解决好新农村建设中的厕所问题，改变农村许多地方污水乱排、垃圾乱扔、秸秆乱烧的脏乱差状况，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

（四）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

上述生态民生观的实践，必然要求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这是因为，既然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能使每个人都受益，能使人人共享优质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那么，每个人也都应该是良好生态环境的自觉建设者。在这里，共建是共享的前提，而共享是共建的目的。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使每个人都成为优美生态环境的积极建设者和受益者，谁也不能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局外人或只说不做的批评家。

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首先必须使全体人民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自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特别是要在全社会强化生态意识、环保意识和节约意识。在这一问题上，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重要责任。习近平指出，以往的实践证明，能否把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落到实处，关键在于领导干部；全国各地出现的重大生态环境事件的背后，都有相关领导干部不作为、没有尽到责任的问题，都有相关职能部门环保意识弱、履职不到位、没有严格执行有关规定的问题，都有环保部门没有充分发挥执法监督作用的问题。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先行强化生态文明理念、带头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同时，要大力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得到全体人民的自觉认同，使全民牢固确立起珍惜资源和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保护环境和爱绿植绿护绿的环保意识以及热爱自然和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由此在全社会营造出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同时，要特别注意加强对青少年的生态文明教育，使他们从小就形成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好习惯。为此，要把保护生态、爱护环境、珍惜资源的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

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重在动员全民自觉参与生态文明创建活动。其中，特别是要动员全民弘扬塞罕坝精神，一代一代坚持不懈地播种绿色、植树造林。习近平指出，植树造林“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是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的重要途径，把建设美丽中国化为人民自觉行动，就要坚持全员动员、全民参与植树造林。因此，各级领导不仅要带头参加义务植树，而且要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少年儿童自觉参与到义务植树活动中来，把义务植树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让山川大地绿起来。同时，也要大力动员全民珍爱我们的生活环境，节约能源和资源，坚决杜绝浪费。例如，要推动全民自觉洁水和节水，在全社会营造亲水、惜水、节水的良好氛围，消除水龙头上的浪费，使保护水源、节约用水成为全体人民的生活习惯和自觉行动。

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还必须引导全民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在以往的几十年中，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但社会上也兴起了奢侈浪费之风，一些地方热衷于兴建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大剧院、大灯光、高档饭店、豪华会馆、洗浴中心，一些人崇尚“土豪” 式的生活方式，住大别墅，开豪华车，整天大吃大喝，一掷千金，简直是醉生梦死。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坚决遏制这种奢侈浪费、挥霍无度的炫耀式消费，倡导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简约适度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勤俭节约的消费模式和良好风尚。

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指出，“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强调以系统工程的思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注重整体的战略思维的创造性转化和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从方法论上回答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

（一）全方位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强调，必须克服以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 “九龙治水”即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各个方面相互掣肘、各项措施互不衔接的弊端，从以下三个层面全方位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一是在战略层面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并把生态文明建设内在地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力推进这项工作并取得重大进展。所谓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就是要通过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和变革发展方式，努力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得益彰。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就是要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内含着或者本身就是重大政治问题，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和相关制度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并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责，使其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文化建设，就是要大力培育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特别是在全社会倡导和践行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的生态价值观，强化全民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形成人人珍爱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文化氛围，同时大力发展生态文化产业，努力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生态文化需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建设，则是要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来保障和改善民生，防范和化解各种生态环境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努力实现生态正义，使把良好的生态环境视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的价值追求落到实处。

二是在政策层面综合运用行政、市场、法治、科技等多种手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环境治理是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行政、市场、法治、科技等多种手段。”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生态环境治理的决策及其落实过程中的行政监督和行政执法等活动是不可或缺的。合理运用行政手段，关键是要落实各级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严格考核问责。为此，必须首先明确和压实各级政府作为环境治理主体的职责，同时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把生态环境治理成效作为考核干部能力和成绩的核心指标，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除行政监管外，市场化手段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手段。习近平强调，必须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着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进程，撬动和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同时，要注意完善资源环境的价格机制，将生态环境成本作为重要内容纳入经济运行成本。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引入市场化手段，也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让生态环境治理成为企业成本的一部分，由此促使企业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法治手段也不可缺位。生态环境治理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让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成为不可触碰的红线，由此大幅提高环境违法成本，让破坏和损害生态环境的人“望而却步”。生态文明建设还必须大力借助于科技手段，充分发挥科技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突出重要作用，特别是要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运用科技手段变革那种高度依赖资源消耗、高能耗高排放的不合理产业结构，构建资源消耗少、环保节能的产业结构，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还要大力研发和应用各种生态环境治理技术，如环境监测技术、污水处理技术、雾霾治理技术、二氧化碳吸收技术等等，并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对各种生态环境问题进行追踪、预警和分析，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科技化水平。

三是在生态治理实践中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合治理，亦即要实现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统一保护、统一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本身是一个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构成这一生命共同体中环环相扣的有机链条，甚至沙、冰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如此，那么，正如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我们必须坚持 “五个统筹”一样，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我们也必须统筹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如果无视生态系统这一生命共同体中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和整体性要求综合施策，如植树、治水、护田等活动各行其道、互不关联，就很可能顾此失彼和相互冲突，从而不仅达不到生态修复的目的，甚至还会导致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统筹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不仅要求我们整体谋划和同步推进治山、治水、治林、治田、治湖、治草、治沙、治冰，而且还要求我们在进行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生态环境治理时都统筹兼顾其他方面。例如，当我们治水时，就必须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把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统筹起来，因为我国绝大部分水资源都涵养在山区的丘陵和高原地带，如果破坏了山和林，必然也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光秃秃的山，水就变成了泥沙俱下的洪水，地就变成了不毛之地，就会到处因水土流失而沟壑纵横。

（二）全地域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有其空间上的规定性，它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地域中展开的。习近平强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全地域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一是统筹推进“三生空间”建设。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可依其功能的不同而相对地区分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三生空间”。其中，生产空间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场所或生产活动所占用的自然空间，生活空间是人的生命活动场所亦即人的生存、发展以及人本身的生产所占用的自然空间，而生态空间则是能够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自然空间。在“三生空间”中，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边界、范围的确定必须以生态空间的优化为前提和基础，如果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盲目扩张以至挤占和侵害了生态空间，就会引发生态风险、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首先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并明确提出了“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三生空间”建设目标。习近平指出，国土空间的开发，要从整体上加以谋划，要遵循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要科学布局“三生空间”，使大自然有更多的修复空间，给子孙后代留下更美的家园。

二是协同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文明城市创建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协同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城市和美丽乡村。为此，必须均衡配置城乡公共资源，统一规划、布局和管理城乡环境基础设施，逐步形成由城市向乡村延伸覆盖的环境基础设施网络，以城带乡提高环境基础设施水平；促进城乡生态环境污染治理一体化，建立起城乡生态环境联防控联治体系，特别是要在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水源安全的基础上，加快补齐城乡生活污水处理和农村生活垃圾处置短板，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系统协调、安全高效、节能低碳的城乡污水和农村垃圾收集处理资源化利用新格局；加快城乡绿化一体化建设步伐，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绿化，以城市带动农村绿化，加强城乡结合部绿化，统筹推进山区、农区、城区绿化，并将绿色通道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与工程建设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努力形成符合生态要求的城乡一体化绿化格局。

三是协同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协同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是要遵循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规划和要求，根据不同区域的人口资源环境情况确定其主体功能，并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这四类主体功能定位制定和完善不同区域的发展政策和绩效评价体系，形成科学合理的空间开发秩序和结构，通过增强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新格局。在重要生态功能区，特别是在一些生态脆弱地区，要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坚决遏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通过科学谋划有效化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难题，不断提升生态服务功能，确保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资源型地区是协同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环节，也是推进绿色发展的主战场。由于历史上长期高强度的资源开发，资源型地区大多属于生态环境受损严重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尤其要注意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大力建设生态宜居环境。

四是协同推进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我国有星罗棋布的大江大河，其流域占据着广大的国土空间，承载着众多的人口和重要经济地区。协同推进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从流域的整体性、协调性出发，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统筹自然、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要素，在综合考虑流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构建全流域生态经济发展新格式，打造富有特色的流域生态经济带。协同推进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突破了按行政区划办事、只顾自己“一亩三分地”的惯性思维，要求对全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谋划、整体施策。“比如，治理好水污染、保护好水环境，就需要全面统筹左右岸、上下游、陆上水上、地表地下、河流海洋、水生态水资源、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达到系统治理的最佳效果。”协同推进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是要立足各流域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例如，长江经济带应该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明确导向，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其中，“共抓大保护”和“生态优先”是前提，强调的是必须着力保护生态环境，而“不搞大开发”和“绿色发展”是结果，说的是应该如何发展经济；“共抓大保护”和“不搞大开发”针对的是当前，谈的是策略方法，而“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则是面向未来，着眼于方向路径，它们都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坚持协同推进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实现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统一。

（三）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其时间上的规定性，它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中展开的并由此表现为一个过程。习近平强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一是坚持源头严防。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坚持源头严防，就是要坚持保护优先、节约优先的原则，以预防为主，尽可能把生态环境问题消灭在未萌状态。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因此，坚持源头严防，首先必须变革经济发展方式，坚定不移地推动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产业，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绿色化水平。坚持源头严防，也必须引导人们形成绿色生活方式，自觉节约能源和资源，杜绝各种浪费现象，减少垃圾排放。同时，还必须基于主体功能区定位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从而通过国土空间整体规划从源头上严防重大生态风险的发生。

二是坚持过程严管。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对生态环境治理的行政监管作用，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坚持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做到发现及时、制止有力、整改见效。在推动发展方式、产业结构根本转变和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过程中，必须实行全过程监管，使旨在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为此，必须建立和完善现代环境监管体系，同时加快完善对监管者本身的监管，廓清和明晰环境监管部门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以及不同层级环境监管机构的职能边界，大力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不断提升环境监管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三是坚持后果严惩。后果严惩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末端控制机制，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预防机制。坚持后果严惩，就是严肃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追究，对那些越过生态红线、这样那样地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严惩不贷，依法要求其根据损害程度等因素进行损害赔偿，对造成严重生态环境事故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由此大幅度提高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成本；对生态文明建设部署不力、决策失误、监管不到位、责任不落实、履职不尽力、整改敷衍了事等各种失职失责行为依法依纪进行终身追责。通过严肃追责问责，惩戒一批、警示一批、教育一批，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压态势，使人们面对生态红线时知难而退、望而却步。

五、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重在建章立制，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有规可循。他说，“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体现了对当代生态危机根源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以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抓住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牛鼻子”，从保障机制方面回答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

（一）对当代生态危机根源的深刻反思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体现了对当代生态危机根源的深刻反思。在讨论当代生态危机问题时，人们往往笼统地将其归责于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就是当代生态危机的观念根源。其实，人类中心主义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即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人类”一词是相对于“非人类”即自然事物而言的，它是指以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的价值取向，因而是一种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则既包括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包括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后者即以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的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上，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利益分化特别是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即把人类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奉为根本价值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从来都未曾成为人们现实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在人们的现实实践活动中起作用的向来是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后者如种族中心主义、阶级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地域中心主义等等。从历史上看，正是在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的支配下，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自己特殊的、眼前直接的利益，向大自然展开了残酷的掠夺和暴虐的征战，而丝毫不去考虑这种行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长远影响，其结果便是造成了当代的生态危机。断言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实际上是把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混同于整个人类中心主义，并把历史上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主义所酿成的恶果记到了整个人类中心主义的头上，它必然由否定一切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而走向各种形式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进而会得出各种反人道主义、甚至反人类的荒谬结论。

在关于当代生态危机根源问题的讨论中，也有一些人认为，与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抽象争论相比较，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示更为深刻。在他们看来，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没有像其他西方生态哲学思潮那样拘泥于抽象的价值观来谈论生态危机及其解决途径、把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简单地归结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走入人类中心主义”，而是把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存在，认为解决生态问题的首要前提是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的制度，而这正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其他西方生态哲学思潮的地方, 也是其理论的独特魅力。实际上，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一种形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包含着不少深刻的理论思考，但其诉诸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危机解决方案并非完全有效的应对之道，因为事情很明显：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前已初露端倪，而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也依然存在。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是受资本逻辑即资本必然追求无限度的增殖和利润最大化所控制的，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按照资本逻辑设计的，而资本逻辑则是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对资本的必然要求，因而受资本逻辑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但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就能根除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产生的土壤是比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内的一切私有制更为始原的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关系，即不同个人和群体有不同的特殊利益，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过是对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分化关系的确认，因而是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天然同谋。相较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私有制是造成生态危机更为一般、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素；而与私有制相比，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关系是导致生态危机更为始原的因素。与其说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态危机的一般根源，不如说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关系是生态危机的一般根源。不过，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关系要实际地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要造成生态危机，必须通过人们对自身特殊利益的追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所以，即使是在废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条件下，只要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关系仍然存在，各种形式的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必然还会这样那样的起作用，并因此仍然会带来或加剧生态危机。由此可见，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只能为化解生态危机创造一般社会条件，而要真正有效地防范和克服生态危机，关键还在于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使形形色色的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红线面前“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其实，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严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扩张逻辑及其支配下的无限度的扩大生产和无限度的扩大消费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建立了一整套限制资本逻辑、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和法律，因而它们也具有当今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生态文明。

（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也是对以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当代中国同样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这种生态环境问题显然不能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当代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祸根，同样也是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本身就是对不同利益主体客观存在的制度确认。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多元化。这些都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关系。而只要存在着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关系，就必然会存在着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间，生态环境问题就已日益凸现，特别是全国性的毁林开荒、毁草种粮、围湖造田导致了大面积的生态破坏，而支配和诱使这些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正是追逐特殊的、眼前直接的利益的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又被资本逻辑空前放大了。本来，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有关论著中曾经多次阐述了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既要发展和利用资本又要节制资本的重要思想。然而，从新中国70年多的建设实践看，前30年中我们基本上没有发展和利用资本，那时中国日益凸现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与资本逻辑无关；后40年中我们积极利用和发展资本但又未能有效节制资本，致使资本逻辑不仅侵入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腐败问题，而且使原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空前升级，造成了当代中国的生态危机。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就能走出资本逻辑、从而克服生态危机，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事实上，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最集中地展现了资本逻辑，但它并不是资本逻辑能够起作用的唯一社会条件。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通过自己的增殖来表明自己是资本”。因此，无论是在何种社会，只要存在着资本，资本逻辑就必然会表现出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在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和私人资本、国际资本大量存在的条件下，资本逻辑同样也会发生作用。资本逻辑也就是资本条件下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它必然会为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张目。既然如此，我们在发展和利用资本的同时就必须特别重视节制资本。所谓“节制资本”，并不是完全消解资本逻辑，因为不按资本逻辑行事的资本根本就不是资本，而是要对资本逻辑加以限制，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把它限制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或“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显然，保护生态环境、克服生态危机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节制资本自当包括不让资本的逐利活动破坏生态环境。而要有效地节制资本，建设生态文明，仅有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套能够切实有效地“节制资本”、防止各种形式的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侵害生态环境的体制和机制。从现实中的情况看，近年来我国各地生态环境保护中凸显出来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的一些重大生态环境事件频发，如甘肃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陕西延安削山造城、云南昆明滇池环线过度开发、浙江杭州千岛湖临湖地带违规搞建设、新疆卡山自然保护区违规 “瘦身”、陕西秦岭北麓西安段毁林圈地私建别墅、内蒙腾格里沙漠污染、青海木里矿区破坏性开采等等，也主要与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不健全、法治不严密、政策规定执行不到位、惩处力度不够有关。因此，完善生态文明体制和机制，真正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势在必行。

（三）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着力点

习近平指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必须着力做好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加强制度创新。习近平指出，必须加强和深化对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首先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尽快建立起来，使生态文明建设走上制度化和法治化轨道。为此，必须加强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到空前重要的高度加以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了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方向，并站在战略高度提出要构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覆盖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的完整而严密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包括源头保护制度体系、过程严管制度体系和后果严惩制度体系，其中，源头保护制度体系聚焦于明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及其用途管制，过程严管制度体系着眼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而后果严惩制度体系则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生追究和损害赔偿为主要内容。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一步提出了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目标，即通过构建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与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与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及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形成产权明确、多元参与、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完整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内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明确后，各项配套的制度和法律的制定便紧锣密鼓地展开。现在，我国不仅在宪法中明确和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而且初步构建起了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和法律体系。

二是强化制度执行。所谓强化制度执行，就是决不能让制度停留在文件上，类似于那种没有牙齿的老虎，而要让制度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习近平尤其强调要发挥制度管权治吏的作用。他强调说，发挥制度管权治吏的作用，关键是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简单以GDP的增长率论英雄，而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指标如能源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的污染与治理、生态效益的变化等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并置于突出重要的位置，由此强化干部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建设一支富有政治责任感、能力强、作风硬、敢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铁军。严格用制度管权治吏，还必须把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落到实处。生态文明制度和法律能否切实得到遵循，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在于他们的环保责任意识是否强、履职是否到位、执行是否严格。因此，必须按照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