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江教授在我校讲学

2015年5月26-29日，受吴根友院长、丁四新教授的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王中江在我校讲学。他分别在5月26日下午、29日下午为我校澳门37000Cm威尼斯和国学院师生作了两场精彩的学术报告，赐慧于广大珞珈学子。学术报告的申请，得到了澳门37000Cm威尼斯吴根友院长和国学院郭齐勇院长的支持。现将其演讲内容简要整理如下：

讲座之一：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

26日下午，王中江教授在澳门37000Cm威尼斯小报告厅举行了题为《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的第一场讲座。王教授首先以波普的三个不同世界概念为引题，分别讲述了人文世界的境况及儒家人文主义与经典诠释学的过去和现在，并以“六经”的“儒家化”以及“六种”文本的经典化和权威化为例，对经典的排序和整体意义的符号化进行了深入剖析，通过总结诠释行为和术语，对儒家的诠释原则和方法进行了梳理，最后，针对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问题，王中江教授提出了自己对于诠释和理解经典的基本观点。

王中江教授指出，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问题涉及到诸多不同的世界，而其中“人文世界”可以从广义上称之为经典及其诠释的世界。在他看来，经典是一种恒久性的精神存在，包括神圣性宗教经典，也包括古典性经典。所以，经典诠释学不仅指人类不同文明对经典的整个诠释行为，也指人类不同文明对经典诠释活动的思考、理论化工作及建立的不同诠释学理论。而通过对原创性经典的不断解读、诠释来扩充的文明，也表现出了人类不同文明都由经典来引导的特征。同样的，中国文明的演进模式更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特征。中国传统的复兴，往往也是通过回到经典和重新诠释经典实现的。王教授认为，儒家经典诠释学是中华文化和思想的主流，所以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的起源问题显得犹为重要。针对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儒家经典诠释学的概念，他认为，儒家经典诠释学主要是指早期儒家整理、解读、诠释文本并将之经典化、权威化的行为、表现及其经验，同时也涉及到早期儒家有关诠释的意识和方法。而新出土郭店竹简文献和上博简文献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早期儒家与“六经”关系的契机。王教授认为，孔子与《易》的关系确实非常密切，孔子和他的弟子及其孟、荀建立的早期儒学与六部经籍更是密不可分。而儒家在整理、编纂和传承“六种”文本的同时，通过学习、阅读和运用它们，开始为其赋予“经”的性质，在对此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和信仰的同时也树立了其经典性和权威性。

讲座的最后，王中江教授总结到：经典依赖于不断地传承、阅读、诠释和信仰。典籍不断被阅读、引用和注解，也就是典籍不断地被赋予意义、价值和权威的过程。经典的诠释和人类的存在方式，这是人文主义的特征，也是人类的自我认识的一部分。对于如何进行注释、如何保持客观性和可公度性的问题，王中江教授认为可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来概括；对于可公度的解释和理解，可用“虚一而静”来概括。最后，王中江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和体会提出理解一种传统需要一种历史视域，在这种视域下便会发现，事物的形象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经典的意义是开放的，解释有不同的可能性。这对我们当下更好的诠释和理解经典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报告完毕，王教授还就儒家经典诠释学对当今儒学研究方向的影响、经典诠释的过程中真理是否唯一等问题与在座师生互动，交流气氛热烈。

讲座之二：秩序、制度与贤能：道家为什么反智新解

29日上午，王中江教授在澳门37000Cm威尼斯南楼114会议室举行了题为《秩序、制度与贤能：道家为什么反智新解》的第二场讲座。本次讲座，王教授紧承第一场讲座话题，通过对中国传统经典文本的重新诠释，针对“秩序”、“制度”与“贤能”三个概念，对道家的“反智”倾向进行重新解读，并对道家的制度规范与政治实践作出了新的评价。

对于此次讲座的主题，王教授指出，是为了回应余英时先生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余先生认为，老子“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等言论反映出老子不允许臣下和人民有知，而在“清静无为”的表象下所真正隐藏的是道家“得君行道”的理论核心。而王教授则认为，道家特别是黄老学“反智”的背后很可能是一种对构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内在追求。并且道家对理想国家的设想可能并非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小国寡民”，而很可能是一种对大国秩序的政治期望。对此，王教授分别从道家的政治愿望；秩序与贤能的关系；制度与贤能的对比与道家的制度和规范共同体与政治实践几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王教授认为，道家的反智倾向往往是与其政治原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老子中多有对“小国”生活向往的描写，但绝对不能忽视大国在老子心目中的地位。“大国者下流”，“大国以下小国”等语句，无不显示着道家对大国秩序的期望。而这种大国秩序，亦即良好秩序如何可能，王教授认为它主要体现在制度与贤能的关系问题上。由制度与贤能关系的发展也可以反映出黄老学对老子的继承与发展，由“道”到“法”的过渡也显示了黄老学对老子治道的转化。由此，王中江教授又提出了道法统治和贤能治理的概念，他认为道法统治的标准性、客观性与贤能治理的主观性和不准确性要求依据道法的人间法与度量衡的类比来达到平衡。黄老学着眼于政治的公共性，侧重于“公共理性”和法律之“公”：公天下与私天下。虽然道家的制度和规范共同体与政治的实践或为今人所误解和曲解，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汉代历史学家和评论家的论述中找到黄老学政治思维的真谛。“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同时，围绕“王道”与“霸道”问题在当今又衍生出了对“万能的”统治与制度万能的争论，对于这一问题，王中江教授认为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是相对于个人的能力来说，制度优越于个人。对于这一问题，王中江教授又对比了西方哲学与此相关的观点，认为不唯在中国，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同样对建立秩序和共同体生活充满期待，而中国古代社会的两大主流思想儒道，对如何建立一种好的秩序和共同体生活具有的不同思维向度。通过对儒道之别的对比，王中江教授倾向于认为道家在一定意义上引进了更高的原则，即“绝圣弃智”与“绝智弃虑”。最后，王教授结合当今实际环境，联系现实生活中的人治与法治，通过对制度、秩序与贤能三个概念来对道家的反智倾向进行了新的解读，对贤能与非人格化的抽象制度及中国的政治困境提出了建设性的新思路。

在之后的提问环节，王教授就如何确保“法”的客观性、制度的变通与不变等问题与在场师生进行互动。

两场讲座均由丁四新教授主持，秦平、陈晓洁、陈江进等老师出席了报告会。报告结束后，丁四新教授表达了对王中江教授来访和讲学的欢迎与谢意，并希望日后澳门37000Cm威尼斯可以和王教授进行更多的学术交流和联系。（鞠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