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自告奋勇分管教育，改革的春花在科教领域最早绽放。由“臭老九”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由“造原子弹不如卖卤鸡蛋”到“知识富翁”，改革30年演绎了——

陶德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1992年至1997年，担任澳门37000Cm威尼斯校长。1961年，李达受毛泽东委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陶德麟为主要执笔人。1978年夏天，陶德麟参加真理标准讨论并作大会发言，此后发表多篇论文，系统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驳“两个凡是”，在全国影响很大。

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陶德麟教授就真理标准讨论和我国科教事业30年发展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文革”中期以后我对“文革”根本怀疑了：违背常识的谬论不可能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

问：30年前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了先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打下了哲学基础。您当时是在什么思想基础上参加这场讨论的？

答：真理标准问题成为全国讨论的中心，是由当时历史背景决定的。我只是同理论界的一批同志一起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1年毛泽东主席委托李达同志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我被指定为主要撰稿人。我从30岁到35岁一直在努力做这件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李达同志被诬陷为“黑帮头目”，很快就含冤去世。我也被打成了“黑帮分子”，遭到残酷批斗。第二年我又以李达翻案的罪名被打成“5·16分子”，在农村劳动改造八年，全家都受牵连，境遇更加惨苦，只好用“九死一生”来概括了。1974年李达同志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干预下平反后，我的境遇稍有改善，回到了教师队伍，但仍然属于“有严重问题的人”，活动是受到限制的。“文革”的现实迫使我不能不思考。起初我想不明白，但到“文革”中期以后我就对“文革”根本怀疑了：那么多有贡献的老革命家和知识分子，成千成万的老百姓，怎么可能是“敌人”呢？一方面批判英雄史观，一方面又掀起狂热的个人崇拜；一方面讲认识过程中错误难免，一方面又说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一方面讲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一方面又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和精神万能论。这些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人的健全常识的谬论怎么可能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呢？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也许正在歧路上彷徨，但不会就此沉沦，灾难总有尽头，光明终将出现。1974年我写过一首小诗“临歧自古易彷徨，莫问杨朱泪几行。心境长随天上月，如还如玦总清光。”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我有勇气生活下去。

“文革”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有一套理论作支撑；而这套理论的基础主要是两个荒谬的哲学观点。

问：打倒“四人帮”后，您都想了些什么？

答：1976年10月一声惊雷，粉碎了“四人帮”，举国欢腾，以为“文革”的错误可以彻底纠正了。但是不到四个月，“两报一刊”的社论就宣布了“两个凡是”，一下把人们打进了闷葫芦。“两个凡是”明明就是“句句是真理”的翻版，等于宣布“文革”的一套东西还要继续下去，希望又渺茫了。

1977年9月，我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请柬，要我去北京参加纪念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40周年的讨论会。那时我所在学校的领导还是按“文革”的基调把我看成有问题的人，不同意我去。经过抗争，我才到了阔别多年的首都。劫后重逢的师友们噙着热泪同我拥抱握手，说“你受苦了”，“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那感人的场面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我们的议题很自然地集中到一点：“文革”的浩劫怎么竟会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里持续十年之久？这样畸形的历史会不会重演？怎样才能防止重演？同我交换意见的同志都认为，“文革”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有一套理论作支撑；而这套理论的基础主要是两个荒谬的哲学观点：一个是在真理面前没有平等可言；另一个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领袖的“最高指示”。只要认可了这两个哲学观点，“文革”的全部“理论”都可以顺理成章地炮制出来，甚至要炮制更荒谬的“理论”也毫无困难。而这两个观点经过“文革”的反复强化宣传，已经使很多人陷入迷醉，分不清是非了。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不从根本上驳倒这两个哲学观点，就谈不上纠正“文革”的错误，也不能防止“文革”的变相重演。但是，“两个凡是”设置了禁区，政治压力极大，当时还找不到突破禁区的方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了。我远在武汉，而且很不自由，并不了解这篇文章的写作由来和背景，不知道早在1977年5月邓小平同志就批评了“两个凡是”，也不知道胡耀邦同志和中央党校的同志、《光明日报》的同志为此做了艰苦的准备工作。但我意识到一场艰巨的思想斗争已经拉开序幕,已经有参加斗争的思想准备了。

面对是“举旗还是砍旗？”的诘问，我发言：“文革”在真理标准上是以“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取代了实践标准。

问：您是怎样去参加真理标准讨论会的？您在这场斗争中做了哪些工作？

答：1978年7月4日，我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请柬，说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实际上就是真理标准讨论会），请我出席并准备发言。又是经过了与学校领导的抗争，我终于到北京参加了讨论会。大家都知道当时的中央最高领导对这次会议是不支持的。会议代表多数说话非常谨慎。有的代表还悄悄对我说他们省的领导打招呼叫他不要发言，听听就是。

16日晚上哲学所的邢贲思同志找我去开了领导小组会，点明了讨论的主题，分了六个组，我是一个组的副组长。17日先开全体大会。下午分组讨论时空气就紧张了。有位代表站起来质问：“这是个什么会？是举旗还是砍旗？”说完就愤而离席。这中间还传来中央某领导同志要禁止开会的消息。但会议领导小组还是坚持开会。大会发言的代表多数是坚持实践标准的。23日下午我作了大会发言，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陈述了三个问题：（1）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文化大革命”的哲学基础就是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以“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取代了实践标准。（2）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本身也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判定它是不是真理。（3）回答几个诘难。这个发言旗帜比较鲜明，反响比较强烈。同年《哲学研究》第10期发表了这篇发言，由于多种考虑，删去了前两部分。

此外，会议期间我把毛主席1950年到1952年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影印件交给了《哲学研究》。信中说到《实践论》中有一处“不妥”，《矛盾论》中有八个字“应删”，这表明毛主席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话“句句是真理”。经党中央批准，1978年12月25日《哲学研究》12期发表了这三封信，全国各大报刊转载，对驳斥“两个凡是”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经过这次会议，我仿佛从阴暗的囚笼里一下跨到了晴明的原野，精神解放的喜悦难以言语形容。在讨论会之后“砍旗”之说也还时有所闻。但邓小平同志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紧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大局就根本扭转了。

真理标准讨论奠基改革开放，但打破文革后“沉闷空气”的第一朵报春花要数全国科学大会。

问：您认为真理标准讨论对我国科教事业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答：真理标准讨论对解放思想的作用远不限于科教领域，但对科教领域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我国的科教事业在建国后的17年中有巨大的成绩，旧中国不可比拟。但不可否认，对科教的作用的估计始终有“错位”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条是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出了偏差，一条是对科教的估计出了偏差。这种偏差给“文革”的全面错误埋下了后患。那时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使是入党多年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提倡与工农相结合本来没有错，但对怎样结合的解释非常片面，只强调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脱胎换骨地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总是把脑力劳动摆在体力劳动之下，甚至知识分子的工作算不算劳动也成了问题。在教育方面也有不少违背规律的观念和政策，例如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等等。到了“文革”十年就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把学校说成“资产阶级统治的局面”。这就造成了极大的灾难。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抓了整顿，科教工作有了起色。但“批邓”一来又回到原点，甚至还变本加厉了。

应该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中央已经在纠正这方面的错误，特别是邓小平同志1977年恢复工作前后提出了许多拨乱反正的观点，作了许多极为重要的部署，高考就是那时恢复的。他第一个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他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中，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更是全面阐述了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1988年他提出的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又是对当今世界特征的新概括，确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邓小平同志的有些话是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前讲的，当时就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实际上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导。真理标准讨论又为彻底清除“两个凡是”的基础提供了哲学依据。如果不从哲学上恢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论断的权威性，科教从“错位”到“归位”是不可能的。

从“臭老九”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邓小平重新界定知识分子。由“重物”到“重人”——知本的提出，是知识价值的飞跃。

问：您认为这三十年来我国科教事业发展的历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答：从十四大到十七大，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直坚持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局面之好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我们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这些成就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不断地解放思想才一步一步地取得的。但是，思想解放没有尽头，实践没有止境，探索没有终点。进一步发展科教事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几个问题特别需要注意：

第一，以人为本。科学技术是由人掌握的，可以起正面作用也可以起负面作用，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全看人怎么掌握和利用。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是资产阶级追求最大利润的欲望，几百年来它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给人类造成了许多灾难。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与他们不同，根本的目的是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发展科学技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以人为本，为祖国的振兴和人民的福祉服务，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尽可能地避免负面效应。

第二，自主创新。科技无国界，世界的一切科技成就我们都要借鉴吸取，但立足点必须是自主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第三，尊重人才。没有人才就谈不上科技的发展。要进一步尊重人才，培养人才，造就人才，罗致人才，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作用，要在全社会进一步提高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认识，造成浓厚的氛围。

第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不掌握自然规律，人就是自然界的奴隶；不掌握社会科学，人就是自己的奴隶。中央一再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同等重要。目前社会上对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我认为应当进一步提高，还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摘自：湖北日报2008-10-23记者：杨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