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学步履痕》

郭齐勇

熟悉陶德麟老师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是著名哲学家，而且是能写古典诗词的诗人，是书法家，还是京剧票友。他不仅中文很好，英文也很好；不仅文科很好，理科也很好。他所接受的基础教育是全面的，加上他善于学习，使他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我们国学院的几位同仁去年春节前曾去看望先生，与先生聊到时下青年学生的国文素养实在不敢恭维，一些常识错误往往令人忍俊不禁。先生则平易地说，还是要从娃娃抓起，家人、师长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让孩子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先生是有童子功的。先生幼承庭训，又在家馆受教，打下了坚实的国文、国学的基础。初中以后，他才到正规的新式学堂读书，而那时是在最为艰苦的抗战年代，在战时的省会恩施。胜利复员后，实验中学才回到武昌。

先生从房内抱出一包资料，是文革抄家后发还的，他初、高中时期的作业、作文与读书笔记等。在那发黄的练习簿上，先生少年时的清新的思络，隽永的语言，工整的蝇头小楷，老师们重彩浓墨的圈点与遒劲简约的批语，使我们大饱眼福，很是惊喜！我们建议先生影印出版，以为国学学子示范。先生婉谢了。

以后经我省社科联领导的劝说，先生终于同意出版，并命名为《学步履痕》。本书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14年10月出版了精、平装两种，精装系线装，16开本，总页码375页。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尹汉宁同志为本书作了题为《探寻大师的德艺本根》的序言。这一影印本选录了先生中学时代（12岁至17岁）的部分笔记与作文，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教育水准，也反映了先生个人的学思历程。全书分作文与读书笔记两大部分。作文部分包含初中时的24篇，高中时的20篇。读书笔记包括国学概论笔记3篇、国文笔记6篇、国文杂录9篇、国文杂记12篇、国文笔记18篇，涉及经史子集、诸子百家与唐宋诗文名篇等内容。用现在的话来说，作文是规定动作，而笔记则是自选动作。从影印可知，原初中作文用纸为套红八行格子作文簿，每行25格，高中作文用纸为套绿八行格子作文簿，每行24格，行间均有供圈点的行距。读书笔记用纸则为套红十行纸，无行距。原纸都很粗糙，以初中用纸为甚。从作者的毛笔笔迹来看，作文用字基本上是楷书，高中时的楷书已甚规整，而笔记用字则在行草之间，相当流畅。

细读这些作品，稚嫩中蕴藏着思想的火花，感悟中折射出时代的精神，反哺经典中不乏理性的思辨，规矩方圆里透露了个性与人格。

我读先生1947年秋天高二时的作文《遊武汉名胜记》，惊异于先生当年的少年老成。我国历代遊记中不乏美文，从魏晋到唐宋，大家们的遊记是青少年必读的范文。先生的《东湖记》、《黄鹤楼记》显然脱化于传统遊记名篇而又有新进境。先生由景物的描绘到情志的抒发，绘声绘色，情景交融。如写东湖：“珞珈山位武昌郊外八里，国立澳门37000Cm威尼斯在焉。是地草树葱郁，无喧嚣苦，可以车而至，既至之后，缘幽径，登小丘，极目而望，则碧波澄澈、光影摇漾者，东湖也。湖广可五十里，望之无涯际。有湖心亭，离岸十里，隐约可见。湖旁有小舟，可买而遊。舟上置小点，备清茗，放乎中流，或高谈，或静观，皆自得也。仰观则白云相逐于睛空；俯瞰则鱼鼈遨游于草隙；水禽出没，渔舟低唱。天地和静，万物熙然。”很清新，很雅致！作者以先扬后抑的手法，先把风景描绘、铺陈，淋漓尽致，然后笔锋一转，寥寥数语，感时伤神，画龙点睛，讽喻时代悲剧，令人热泪沾襟。老师判此文成绩为甲上，评语曰：“文如斲轮老手，无懈可击，而情韵悠扬，令人神往。”这两篇遊记的背景，当然是内战迫近，民生维艰。

我特别注意到他高二时于1948年4月写的作文《论王安石》与次月写的读书笔记《读司马光王安石往还书书后》，后一文跋语为同年6月，末记“时年十六岁”。在《论王安石》中，作者歌颂荆公新法，认为新法之败不在法病而在人病：“可以一言蔽之，荆公为人执拗不和也”。荆公“甫即相位，立行新政，不复顾虑，虽迭遭蹭蹬，而志不少屈，刚正凛烈，令人膜拜！然其败正以此也。何则？惟其信仰坚定之甚，故失之骄亢；惟其正直不阿之甚，故失之傲慢；惟其视民如伤，故失之操切。……不能礼贤下士，是以招怨树敌，朝廷重臣离心矣，正直之士远飏矣。荆公不得不退而用小人矣。于是群丑趋赴，飞扬天下，方命虐民，使百姓于水火交迫之中，未被新政之泽，先蒙新政之害，则民安得不奔走骇怪，指画逃离？众心离矣。”他的这一看法在《书后》中又有发挥，虽激赏荆公驳温公理势兼胜，然仍谓荆公答书过于尖刻，“开罪天下之人，致无拥护新法者，而使新法不得行。”

《书后》评司马温公则更为细腻，又更为精彩。作者逐段条分缕析，尤指陈温公致荆公书“不过惟古人之言是效，古人所未尝为者，皆不得为”；“盖以为孔子鄙言利者，则人皆不得言利，言利者即为小人，……温公何尊为仁义者而轻梓匠轮輿若是其甚也！” 除指出温公盲信古人、聖人之病外，作者尤能逐条驳温公的理据不足，或甚不允当处。如驳温公信中论新政之失的数条，驳荆公“侵官乱政”与“贷息钱为鄙事”等。作者写道：“余意以为，‘侵官’虽为‘乱政’，然荆公并未‘侵官’；荊公诚曾‘贷息钱’，然‘贷息钱’并不为‘鄙事’。温公‘者也’之论，毋乃武断乎？而以‘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及‘忽常人之所言’责荆公，尤欠允当。夫事可则可，不可则不可，其中有真理在耳，何必常人认可者而后始能认可？时国势积弱，人心习于苟且，非一见解卓越，独断独行之士为相，不能力挽颓势也；若惟常人之言是从，则荆公亦苟合于众，庸碌无能之人矣，何补于国？”从字里行间可知作者认为温公食古不化，远离社会生活。作者的结论，虽肯定温公动机良善，态度正大，不失儒者风度云，又特指出：“议论之处则多犯立论根基不稳之病，故疵缪甚多，不能谓为好议论文也。” 看来，温公是情胜理弱，而荆公则是理胜情寡。

关于荆公新法及司马光、王安石争论之公案，历史上与今天的论者夥矣，然这里介绍的是六十六年前一位16岁的少年的评论，从中我们不难窥见作者的眼光犀利，笔力雄健，足见他是一位有天赋且早慧的人。

读先生1948年高三时的作文《孟荀论性平议》、《孟子距杨墨之意何居？》、《评墨子兼爱》、《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等，令人振奋！这些题目类似于今天我们国学或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生的论文题目，而今天一些硕士生未必有高中生的陶先生当时的文史基础与问题意识。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究竟意旨何如？两者是否绝对对立？陶先生的少作对孟、荀、告子都有辨析，并以心理学的潜意识来评孟。全篇最后引导到作者自己主张的人性善恶毕备，抑恶扬善斯为善人，扼善张恶斯为恶人上来。他显然更重视后天的修为。他指出，孟荀都有人性善恶毕备之意，只是没有明说，甚而孟子尝言性恶，荀子尝言性善。那为什么孟荀各执己见呢？他从功用上指出：“盖孟子唯恐人自暴自弃，故以性善勉之。荀子唯恐人之故步自封，故以性恶警之。”不管我们今天对孟荀性论有何看法，如何有应然与实然、先验与经验的差别，然而回过头去看六十六年前一位翩翩少年的作文，如此的立论而又如此地层层论证，逐条辨析，不能不由衷赞佩！

孟子辟杨墨，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理论难题。陶先生当年的习作抓住一个中心----是否“违仁背义”而展开。杨朱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墨翟是极端的利他主义者。杨子为我而不知有爱，既违仁又背义，这容易理解，但如何分析摩顶放踵，一切以利天下而为之的墨家学派呢。他指出：“兼爱之说立论虽伟而难于实行，盖于人情有所不合也。故随声附和者众，身体力行者鲜。”“我故曰爱人则可，爱人而无内外亲疏之别则不可也。” 作者分别了兼爱与仁爱的差别，尤尖锐指出，兼利则人皆以利合，这与儒家的义德有很大的不同，且在道德理论上有悖谬。“且夫墨子兼相爱之意在于交相利，然则我之爱人固由欲人之利己，若贸易然，若投资然。术耳！岂爱之本旨乎？”这就不仅从实践层面之难于推行上，而且从理论层面漏洞太大，尤难彻底、周延上予以深析，可谓鞭辟入里！然而作者十分尊重墨子，最后指出：“虽然，墨子其大聖也欤，小子烏敢执一以谓其非？薄衣食，卑宫室，行劳天下而无怨，真大禹之徒也。古今邈矣，佼佼乎谁能企及之哉？”真可谓情理兼备，文采粲然！

陶师当年对儒家与民主政治关系的探讨尤其值得珍视！面对五四以后对儒家孔孟的不相应的批判与数不清的似是而非之论，先生指出应分疏精髓与小节，认清“学术思想产生之时代背景，不应徒凭现代概念判其是非，稍有不合即斥之为非而不屑顾。儒家思想在中国二千年来独当大道，亦足见其必有可取之处矣。夫然，吾人当探讨之，推究之，勿使其光华灿烂永垂不朽之优点，随少数不合潮流之小疵湮没无闻。孔子孟子即不以聖人名，亦不失为一代政治家与哲学家，吾人即不谈聖人，对于吾国一代政治家与哲学家之心血，亦岂宜不加深究即言唾弃乎？”余读至此，不免击节赞叹！这段话即使到今天也极有意义与价值，因为至今很多人尚未有这种慧识。

他批评了流俗对儒家思想的断章取义与妄加解释，指出：“吾人为维护真理计，于研读经典之时，烏可不慎思明辨哉？断章取义、妄加解释者，不惟经典之罪人，亦真理之罪人矣。”他对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等颇为人诟病的命题与思想予以详细疏正，批评了很多人的歪曲，指出“断章取义攻击儒家思想者……于全篇全章之旨反不专注”，以偏概全，因小失大。他以孟子思想中尊重民意的思想、“民贵君轻”论与民主政治之大原则相呼应处为例，肯定了其中孕育的东方民主思想的萌芽。

他当时已有了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的区分，政体与国体的区分，批评了国民党政治，强调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内核。他指出：“常人每认为无帝王之政治即为民主政治，余谓不然。政治之民主与否，在视人民是否果能自主，形式尚为次要也。中国目前之政治，形式上可谓民主矣，而此种‘民主’孰愿得之？儒家理想之世界，虽仍不免有君主，然君主生于选举，政教设施均准民意，斯为真民主也。孔孟于古聖王之中最称尧舜，以其能让位贤能，切合民主之旨也。故儒术实全世界民主思想之幼苗，理应踵事增华，发扬光大，不宜以私见自隘，妄加摧残也。”此论不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且慧解叠出，充满了自己的独立的创见。这出自高三学生之手，实属难能可贵！今天，学术界在讨论儒学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对话时，才开始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从以上诸文，可见作者的分析力得到了训练。由此可见，学国学也能培养逻辑思维与理性辨析的能力。

陶先生在童年、少年时期打下的国文与国学的基础，他在中学受到的人文教育，使他一生受益。吾人深信，这些基础与他日后志向与人格的彰显，成为一位著名哲学家，有必然的联系。

陶先生在中学时代就是佼佼者。本书除了反映出陶先生个人的学识与智慧之外，吾人从中也不难体悟到当时的中学教育的体制、程度与特色。老师们的批解与评点，无疑反映出教师的水平与敬业精神。一个中学生的笔记与作文涉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与唐宋文选，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学的教材、教学的内容及同学们的国学素养。我曾翻阅过民国时间的国文课本，很有感触。我曾从李锦全先生处看到抗战前商务出版的高三的国文教材，有很多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内容，有一些已相当于我们今天让大学哲学系高年级本科生与低年级硕士生用的《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而据说法国、德国的中学教材中，也有不少他们历史上重要哲学家的名篇。

陶先生曾对我说过，学写文言文，十分重要。他少时通过家庭与学校教育，能写文言文与律诗，这才真正进入国学之门。我们一定把这一经验运用在国学班的教学中。

我们究竟应当让我们的后代在幼儿园、小学、初高级中学阶段学什么？应当如何教？如何学？陶先生的《学步履痕》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国文与国学是教养，是文明。今天的中学生分科太早，大学生分科太细，学校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教育更应加强。

首先，有蒙童教育与国民教育。从蒙童到青年，还是要背诵一些经典。从陶先生的夫子自道可知，他少时背诵、吟唱的古诗文名篇，至今到耄耋之年还能脱口而出，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他反对说“死记硬背”，认为这种说法给“记”与“背”加上了负面的评价。他认为，从童年到青年，在记忆力最好时背诵一点古典为好，当时不理解也没有关系，日后会慢慢理解，终身受益。

国民教育（九年义务制教育）中的国学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一代又一代国民的文化认同、伦理共识及文化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对国民的人格养成、文明修养、人文教化，最为重要，应系统研究，进入体制，抓紧抓好。近三代人都未系统地接受国文与国学教育，一提起中国文化，大家想当然地就认为是反动的、保守的、落后的云云。他们接受的恰恰是对中国文化的自我矮化或妖魔化，带来的问题不少。

透过陶先生的示范，在下以为，应把最需要中小学生们掌握的中国文化基本的精神内核、做人做事之道，以循序渐进、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方式，进入必修课，滋润中小学生的心田。这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土壤。十多年来，在下一再提倡《四书》的主要内容应进入中学必修课程。余认为，这是所有国民都必须接受的公共基础教育。

其次，大学的国文与国学教育也要重视。应对所有科系的大学生上好《大一国文》的课，或在通识教育中让大学生读一点中国经典，也很有必要。我们十分痛心，一些智商很高的大学生留学欧美后立即皈依基督教，并大肆咒骂中国与中国文化。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根，没有解决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安身立命的问题。

最后，国民的国学教育还有成人、终身教育系统的层面，要进社区、乡村、企业、军营、机关及老龄大学等，覆盖全社会。山东的乡村儒学教育，不少城市的社区的国学教育，都有好的典型，值得推广。

而不同层次的国学教育，特别是中小学国学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需要大量的师资，这正是国学学科与国学院存在的理由。我们培育的是有理性的、正讲（而不是邪讲、俗讲）国学的师资与人才，他们接受过国学知识系统的基础训练，首先是从识字开始的古文字训诂的训练。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密集地系统地高度地评价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使我们倍受鼓舞。我们希望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尤其是中小学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定要进入体制内，并真正生动活泼地进入孩子们与家长的生命之中，绝不能教条化、僵化。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4年11月5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