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37000Cm威尼斯博士生导师 段德智教授）

我国教育史上一直有所谓“教学相长”的说法，其中所内蕴的真理不言自明。但是，本文想要强调指出的是下面两点：首先，在教学活动中，虽然在教与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存互动的关系，但这毕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在教与学、师与生这一矛盾关系中，教和教师无论如何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是制约和决定教学活动和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其次，一个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固然同他的学识密切相关，但是，他的道德境界和责任心终究是第一重要的东西。一个道德境界低下、缺乏责任心的教师，不管他的学识多么渊博，也是很难把教育质量搞上去的。下面，我就结合我的亲身经历，结合我的三位导师陈修斋先生、萧萐父先生和杨祖陶先生对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几篇课程作业的批改，具体地谈一下我在这方面的感受。

我是1978年考上澳门37000Cm威尼斯哲学系外国哲学史硕士研究生的。当时，“文化革命”刚刚结束，作为“文革”结束后我国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我们都特别珍惜这种难得的学习机会。而我们的老师由于种种原因，在“文化革命”中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这样那样的冲击，甚至长期丧失了其应有的教书的权力，因此对于他们重新获得的教书的权利也同样特别珍惜。当时，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和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几乎所有的老师共同为我们开了一门叫做“哲学史方法论”的必修课，由陈修斋先生、萧萐父先生和杨祖陶先生牵头。他们轮流为我们讲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原著。我记得，其中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笔记》以及马恩关于唯物史观的五篇通信等。他们当时对我们这些学生抓得很紧，不仅要求我们认真阅读原著，写读书笔记，要求我们在课堂上作专题发言，而且还要求我们在学习的每一个阶段提交一篇课程论文。他们给我们布置这种写课程论文的任务在他们看来也不仅仅在于借用这样一种手段督促我们认真看书、认真思考，而且还把这看作他们把整个教学活动引向深入的一个有机环节。因此，他们对这些课程论文批改得都特别认真，不仅对论文中的一些提法提出他们的看法，而且有时会写下很长的批语，他们的“勤教”实在令我们这些后来者汗颜。

那时，哲学史方法论这门课程不仅被安排为必修课，而且还是两个学期的课程。我在修完这门课程后，曾向课程组交了一篇题为《关于摩尔根的史学功绩及其他：学习< 起源>的一点体会》的课程论文。该文的基本立场在于对摩尔根这样一位受到马克思肯定的史学家进行充分的肯定：“摩尔根是一个人类思想史上少有的顶天立地的史学家，他在其所研究的领域里所建树的业绩是不朽的，他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是值得后人借鉴的。”共有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摩尔根史前史研究的十大功绩”。第二部分着重探讨“摩尔根的发现是人类原始史观的‘革命’”。第三部分是“结论”，着重表明摩尔根研究的史学方法论意义，指出：“作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必须既顶天又立地。所谓‘顶天’，就是要具有一个唯物的、辩证的、革命的历史观；所谓“立地”，就是要有科学的‘求实’精神，要勤于调查，善于研究。这就是我们的史学方法论，这也就是我们的哲学史方法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是一个人们对五十年代以来我国严重存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教条主义开始反思的时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要不要批判性地反思以及如何恰当地反思我国政治生活和学术生活中长期以来严重存在的左的教条主义实在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管如何评价都不为过。不批判左的教条主义不行，不恰当地总结经验教训也不行。我的这篇短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而老师们对我的短文的批语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下来的。我当时写作这篇论文的一个深层次的动机在于批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对前马克思主义的以及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采取的一笔抹杀的立场和态度，强调他们确实是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研究成果的，这些成果至今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从思维模式来说，我的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当年陈修斋先生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要求人们正确评价唯心主义的历史功绩，不过在阐述方式上有所区别罢了。但是，现在看来，该论文确实有拔高摩尔根的倾向，虽然也对摩尔根的方法论做出过一些批评，但是却常常将摩尔根的史学方法论马克思化，宣称摩尔根的历史观是“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毫无疑问，那种对前马克思主义的以及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一笔抹杀的观点是片面的，但是，将他们的成果马克思化的立场也是有失偏颇的。对此，萧萐父先生在审阅该文时都一一作了批评。例如，他用红色铅笔在“摩尔根的历史观是真正唯物主义的”一句中“是真正”三字的下面划了很重的一个横杠，并将其订正为“基本上是”。他在“摩尔根的历史观是真正辩证法的”一句中“是真正辩证的”六个字的下面同样划了红杠，并将其订正为“具有辩证法性质（因素），或从总体上反映了一些历史运动的辩证法”。在其他类似的地方还旁注上“高了”等字样。

我的那篇作业总共12页，萧先生总共批改了9处。这说明他在审查阅读我的这篇文章时是非常细心，也是非常耐心的。不仅如此，他还为我这篇总字数不足5千字的短文专门写了一个洋洋近千言满满两页纸的批语。他所写的批语中主要包含了下述几点内容。首先，批语对拙文作了肯定，一方面指出：“从《起源》一书得到启发，就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史观的理论贡献，从史学方法论角度加以评述，思路是对头的，可以作为研究的一个生长点。”另一方面又指出：“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论著，实事求是地恢复和估价其固有的真理性的贡献，是必要的；结合所接触到的其他学者的原始社会史观，用历史的对比的方法说明其贡献，也是可取的。现稿的基本观点，大体可以成立。”接着，萧先生严正而恳切地指出了拙文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一是，“现稿当需进一步充实、提高。一方面对比以往或同时代学者的观点，以确定摩尔根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应对比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分析摩尔根的不足，更能确定其在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建议重读普列汉诺夫《唯物论史论丛》、《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吸取其批判分析的方法。”二是，“有关原始社会史观的史的论述如何选材得当、分类合理、评价如实、网罗是否全面、代表是否典型，尚需进一步斟酌。可请陈、杨、王三位老师指点。仅片断想到，如古典经济学家对私有制起源的论述，除傅里叶以外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又如维柯、斯宾塞、赫胥黎……克鲁泡特金、斯宾格勒、托因比一类学者，是否也有原始社会史观方面的理解？作历史的考察，应力求全面，又不能经验主义地罗列，应清理出逻辑来。”三是，考古所以决今，回顾过去总是为了展望未来，从来如此。落脚到对原始社会史观的现实批判意义，是对的，8－9页所分析的六种史观，有一定的意义，可以展开。但对摩尔根的史观的革命性质的估价是否过高？因摩尔根所理解的未来社会‘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似乎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范畴，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仍然是两回事。同样，对摩尔根原始社会史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因素，也应作恰如其分的分析。对恩格斯1844年4月11日－4月26日给考茨基的两封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应仔细体会。”四是，“文中涉及的第欧根尼以下诸家的论著，虽不一定每本都精读深究，但都应确有所涉猎。对于摩尔根原著及马克思的摘要，必须细读一遍，养成如文中所说‘脚踏实地’的学风。”最后，基于对学生的殷切希望，在批语的结尾处，萧先生向学生提出了“在此基础上，努力写出一篇论摩尔根的历史观的科学论文”的“建议”和要求。

从萧先生对拙文的批改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老学者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教态度，而且也可以体悟出不少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例如，在萧先生的批语中，固然对于学生做出的种种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其重点显然是放在学术批评上，放在对课程论文所存在的诸多方面的不足的指正上。这一点在教学活动中，在推动学生进一步健康地把研究引向深入方面，毫无疑问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研究生导师的根本任务在于“导”，倘若离开了学术批评，导师在推进研究生深入研究方面无疑就丧失了最重要的手段。现在，一些研究生导师对学生的作业不仅不认真批改，甚至也不认真阅读。这样一来，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显然难以得到有力的保证。再如，萧先生的这一批语不仅指出了学生论文的诸多不足之处，而且还进一步教导学生如何进一步阅读原著，如何多方位地思考和处理论文所关涉的种种问题，甚至还开列了有关书目，建议向有关老师请教有关问题。这些事情看起来颇有些琐碎，但是，唯有这样一类的指导，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将学生的研究工作纳入轨道，推动学生在短期内取得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毫无疑问，如果缺乏对教学工作的满腔热忱，如果缺乏薪火传承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如果对学术事业的未来缺乏信心，如果对后学没有寄予厚望，一个教师要做到这一步显然是不可能的。此外，从萧先生的批语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当年中外哲学史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是名副其实地坚持了集体培养制度的。就批语中所提到的而言，也已经表明，在导师队伍中，除萧萐父先生外，还有陈修斋先生、杨祖陶先生和王荫庭先生（他是普列汉诺夫专家）。其实，除他们外，中外哲学史教研室的李德永老师、唐明邦老师、徐瑞康老师等也都参加过我们的讨论课。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我的作业是1979年11月30日写出来的，而萧先生的批语是12月2日写出来的，而且，紧接着，于12月3日，萧先生又及时地将我的作业及他的批语转给陈修斋先生和杨祖陶先生，并在批语前面写道：“请修斋、祖陶同志阅后将批示意见一并转小段。”由此可以看出，整个研究生培养小组不仅在集体授课中发挥着明显的作用，而且在作业批改方面也有整体的表现。

在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还有一点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就是：那时，老师们对我们的要求都非常严格。他们虽然对我们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不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但是在给我们的作业打分时却非常“吝啬”。大多数课程论文都在65分－80分之间，如果我们的成绩突破80分，我们都会感到一种惊喜。我记得，我1980年呈送上去的一篇课程论文，题目为“从欧洲哲学的发展看宗教对哲学的影响”，老师给我打了“85分”，这很可能是我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专业课获得的最高分了（其他方面的课程则有较高的分数，例如，我的英语课和法语课通常都在95分以上）。在我们学习哲学史方法论这门课程期间，针对我国五十年代由于受苏联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把哲学史片面地理解为唯物主义产生、发展并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的倾向，比较深入地开展了哲学史观方面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我曾经于1979年7月提交过一篇题为“关于哲学史性质和对象的一些看法”的课程论文，被导师们评定为“80分”。现在，一些教师动辄给学生打90或95以上的高分。因此，从现在的一些人的眼光看来，这个分数实在是太低了，但这在当时，我们仍然感到这是一个较高的分数。后来，我根据导师们的意见，将它修改为“关于哲学史的对象、范围及其他”为标题的论文，在1980年的“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的年会上发表（萧萐父、陈修斋、杨祖陶等先生都是该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后来，我的这篇论文被收入湖北省哲学史学会1980年年会的论文集中。当时仅有7篇论文入选该论文集，我的论文不仅入选，而且还作为首篇论文被刊印了出来。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说明我的论文如何好，而只是想表明：老师们对我的这篇论文总的来说是比较满意的，尽管如此，他们也只给了“80分”。这样看来，我们的时代不仅是一个“货币贬值”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分数贬值”的时代。究竟应当把这种现象理解为“进步”合适呢还是理解为“退步”合适呢，这一直是我近几年来苦苦不得其解的问题。不过，要是有人把我的这样一种情绪简单地理解“怀旧”，我也是不太甘心的。

从攻读硕士学位年代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不仅我们当年的老师们现在都年事很高，有的甚至已经作古了。我们这些当年的硕士研究生如今也都步入老年了。虽然，我们也承认，中国的教育总的来说是向前的。但是，当年教授过我们硕士学位课程的那些老学者的身影总是不时地活跃在我们的前面。虽然在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方面我们或许可以自诩一点，但是，他们作为一名教师的道德境界，却永远让我们感到他们是如此的高岸，常常使我们萌生出一种不能望其项背的“自卑感”。我国古人云“高山景行”，所表达的或许正是我们的这样一类感受。

附：萧萐父先生当年对于我的一篇题为“关于摩尔根的史学功绩及其他：学习《起源》的一点体会”的批语：